近日，上海的一个居民区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政府和相关企业要在该小区周围修建一座养老院，却遭到了业主们的强烈反对。小区内随处可见“抗议在居民区中建养老院”的横幅，还有一些业主甚至将写着“‘死人院’滚出小区”的横幅挂在了窗外。居民们认为，养老院要设立临终关怀病房和太平间，会影响居民的生活环境和心情；小区房价也会因此被拉低，影响他们的经济利益。

居民因担心建设项目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以及资产价值带来负面影响，而滋生出“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进而做出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就是典型的“邻避效应”（Not-In-My-Back-Yard，音译为“邻避”，意为“不要建在我家后院”）。在利己主义思想的支配下，这种情况几乎难以避免。

导致“邻避效应”的主要心理与认知因素包括：

1．缺乏理解和信任

由于政府决策的过程不透明，项目策划和设计的过程居民不知情，或者是前面有过类似的项目对居民的生活带来的困扰，或者是其他地方有类似的项目被居民集体反对之后停止了施工，就会导致该项目附近的居民内心产生不安全感和不公平感。于是一呼百应，大家很容易在此事的处置上达成共识，对企业或政府施加压力。

2．相关知识欠缺受错误观念驱使

有一些项目，本身并不会对周边的人群和环境带来负面效应，但由于居民的科学素养不高，并不理解该项目的运作机制，只是道听途说接受了一些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信息，就以讹传讹，导致群体恐慌。

3．注重个人利益缺乏社会责任

有一些项目，居民自己也知道不会对人群或环境带来负面影响，但考虑自己比较多，从“只要不建在我的后院就行”，“凭什么由我们来承担应该整个社会承担的后果”等角度出发思考，只要求自己应该享受的权利，不肯尽一点义务，缺乏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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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群众权利意识的不断提升，“邻避效应”会越来越普遍。其实近几年，有关此类事情的报道已经常见于各种媒体，如茂名、昆明、镇海、厦门等地的PX项目，杭州余杭2万多人反对建造九峰垃圾焚烧发电厂，等等。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利益的博弈与风险的分担。

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纽约深受垃圾填城困扰，起因就是垃圾及其处理设施的邻避效应。为破解邻避效应， 1991年，纽约市施行《城市设施选址标准》，执行“平等共享选址程序”，采纳90%以上来自社区委员会和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政府为民行政和公众合适参与，因此而成为第一个化解邻避运动的城市。2014年，广州市在建设垃圾焚烧场之前，为打消公众的疑虑，从6月10日起至7月4日，组织公众参观广州市第一资源热力电厂二分厂，考察先进的垃圾焚烧处理技术。这样的做法体现了最基本的权利尊重，对消解公众心中的疑惑与担忧，获得民意的放行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纽约市以及广州市的做法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它告诉我们，政府在公共决策的过程中，不能仅仅考虑项目目的的正当性，还要顾及到公众的感受，尊重他们应有的权利，通过上下沟通和广泛交流，努力消除分歧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