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上海教育》2012年12B的《文化·非常故事》专栏中。

福楼拜是十九世纪法国具有代表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很早就热爱文学，在中学时代就写了不少历史小说和剧本，学业成绩优异，十八岁时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他的父亲是一个医生，一直希望福楼拜子从父业、在中学毕业后去学医。在看到他没有从医的愿望之后，又逼着他去巴黎学习法律。

福楼拜遵从家庭的意愿来到了巴黎，度过了自己一生中的“黑暗时代”。他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但现实让他无所适从。不仅在精神上对社会感到不满，对人生感到绝望，在肉体上还害了癫痫病、神经官能症等。1844年一次神经官能症的大发作使他不得不永远停止了学业。

1845年，福楼拜的父亲去世之后，他抛弃一切，偕同母亲住到鲁昂附近克鲁瓦塞的一所独立楼房里埋头写作，并在这里终其一生。他用孜孜不倦的劳动，构思和写作了十来本书，《包法利夫人》、《萨朗波》、《情感教育》、《圣安东尼的诱惑》等就是其中不朽的杰作。

福楼拜的经历，给我们很多启示。

第一，家长如何定义成功，决定着教育孩子的方式和途径。

在福楼拜父亲的眼中，从事医学或者法律的人显然是成功人士，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能够受到尊重。而进行文学创作似乎是不上台面的，是被人瞧不起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价值观，他让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自己经营的医院里，潜移默化地接受熏陶，努力在孩子们的心中播撒医学的种子。福楼拜的哥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走上了从医的道路。

今天的许多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所依循的思维模式和福楼拜的父亲没有多大的区别。他们认为会弹钢琴体现了一个人的文化修养，于是从小就开始带着孩子找寻名师，求教苦练，一次次参加升级考；他们认为“领导”才能对孩子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很重要，于是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孩子们找寻当“官“的感觉；他们认为大学的某些职业很有价值，在选报志愿的时候，会坚决地替孩子做主，把决定权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在家长和孩子的关系上、在面对孩子后续的发展需要做出重要抉择的时候，双方很少能平等相处，家长的威权使得孩子几乎没有表达自己内心意愿的机会，只能默默地接受家长既定的安排。

第二，给孩子创造优秀的环境，并不一定能保证孩子成功。

当福楼拜的父亲发现他没有从医的愿望时，立刻想到了另外一条道路——法律，不惜投入更多的资金让福楼拜到巴黎去学习，为他的成功创造条件。但优越的学习条件并没有激发福楼拜的学习渴望，反而让福楼拜的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和伤害，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不是他父亲的去世，福楼拜能够坚强地活下来吗，能够创造出如此恢弘的巨著吗？这还真的很难说！

今天的很多父母，也在继续重复着过去的故事。孩子考上了一所普通高中，家长想法设法要将其安排到一所重点高中去借读，努力为孩子创设更加优良的学习环境；孩子有非考试学科方面的特长或者天分，家长总是要求孩子要在考试科目方面取得优异的成绩，并为此给孩子聘请家教，甚至一对一的辅导，希望孩子和其他人一道，千军万马去挤独木桥；孩子希望在某一领域去深入研究，家长却认为这个专业没有出息，一定要求孩子报考名牌学校或者有影响力的学科……

问题是，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家长创设的学习环境再优秀，如果不能调动孩子自身的内驱力，总是无济于事的。

第三，认同孩子的特长和内在需求，让孩子自己走最重要。

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告诉我们，人的智能是多元的，每个孩子都有与众不同的优势智能，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个性。一个人的成功，取决于其在自己的优势智能方面有多大的发展。也就是说，成功的标准也是多元的。作为家长，不能自己首先造出一把“尺子”来，用这把尺子来度量孩子的成长，而应该仔细地观察、深入地了解孩子的兴趣特长，发现他的优势智能，并和孩子一起呵护它。

卢梭在他的名著《爱弥儿》中自问：“什么是最好的教育？”他自己的回答是：“最好的教育就是什么也不去做。”这话可能有点偏激，但仔细想想还是很有道理的。养育孩子就像种庄稼。水稻和小麦生长所需要的环境、土壤、水分等各不相同，我们不能将小麦和水稻的种子播种在同一片土壤里，让它们结出相同的穗来，同样也就不能要求孩子都按照家长设定好的路线图去学习，不准越雷池一步。

禾苗的生长有内在的规律，拔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家长应该向农夫那样，在适当的时候给禾苗追肥、浇水，更多的时候要让禾苗自由自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