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杨振宁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的名家论坛上，以“我的学习和研究经历”为报告主题，回顾了他青少年时期在西南联大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以及在美国芝加哥大学、IAS研究所、普林斯顿大学等地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报告中的一些观点，直指当下教育的弊端，很值得我们反思。

1、见解不对不要紧

杨振宁认为，相信直觉，也许会有所收获。“当直觉与书本知识冲突，是最好的学习机会，抓住它，你就可能走入新的境界”，他说，自己没有念过高中物理学，在北平崇德中学念书时，在学校图书馆第一次接触到二十世纪的物理学，看Jeans的《神秘的宇宙》让他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次在教科书中读到，圆周运动加速的方向是向心的，而不是沿着切线方向的。“为何书中写着圆旋转力量会向着圆心？我的直觉说那是不对的！于是我反复思考，最终在直觉和书本的冲突中收获了学习的方法。”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每个人在每个时刻都有一些直觉，这些直觉多半是正确的，可是也有一些需要修正，需要加入一些新的观念，变成新的较正确的直觉。

当年，芝加哥大学汇聚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其中就包括氢弹之父爱德华·特勒。特勒在研究物理学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有许多直觉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一定都是对的，甚至恐怕90%都是错的，不过每次和别人交谈时，他从不怕他讲的见解可能是错的，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杨振宁表示，中国传统教育观念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表述，要求学习者在发表言论之前，必须明确区分知道的事情和不知道的事情，要想的清清楚楚，这才是真正的学习。这种传统教育哲学有其合理之处，但并不适合于每个时代。“事实上，很多知识不是这么学的。比如幼儿学习说话，这一过程就不是按部就班，而是在不断的实践和失败中，不知不觉学会的。”

谈起科学研究，杨振宁说，科学研究不仅要敢于质疑，还需要猛闯精神。尤其是年轻人要天不怕地不怕，要相信自己的直觉，选好自己的方向，坚持不懈地做下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兴趣—准备—突破”是科研工作必须经过的三部曲。首先要对某一领域有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才有动力去查阅资料，开展调研，这是准备的过程，然后再找到一个突破口，一举成功。“外来的信息如果能够融入个人脑子里面的软件之中，就可能会‘情有独钟’，有继续发展的可能，像是一粒小种子，如再有好土壤、有阳光、有水，就可能发展成一种偏好，可以使这个人喜欢去钻研某类问题，喜欢向哪些方向去做准备工作，如果再幸运的话，也就可能发展出一个突破口，而最后开花结果。”

在国外时，杨振宁建议中国学生去听学校的大讨论，学生不去，理由是听不懂。杨振宁说，外国人即使不太有把握的观点，他们也都会说出来，而中国人只有自己有把握的才会表述或者去钻研，其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古训不够，还要学会渗透性地学习，敢于表达和创新。

2、既要有骨头，也要有血肉

在西南联大，杨振宁所采用的学习方法主要是推演法，即由理论推演到物理现象；而在芝加哥大学则正好相反，从新的现象开始，通过对现象的描述归纳理论。“中国的学生喜欢在书中寻找答案，注重从理论推演现实，我出国后知道了，外国人喜欢先从现实去总结理论”。“如果和即有理论相符合，固然很好；如果不符合，就代表固有理论存在错误，需要修改。这更是一件‘好事’。”杨振宁说，渐渐地，他了解到了这种方法的好处：归纳法的起点是物理现象，从这个方向出发，不易陷入形式化的泥坑。

杨振宁说，他曾到复旦大学、深圳大学访问，发现学生的教材全是关于“四大力学”的理论，学生的研究积极性被局限于其中。中国大学生太专研于书籍，好思考别人的结论，却忽略了一些新现象的出现。没有人否认“四大力学”是物理学的骨干，不过，物理学不单单只是骨干。只有骨干的物理学是骷髅，不是活的。物理学需要骨头，还需要有血、有肉。有骨头有肉的物理学，才是活的物理学。

3、要注重与别人合作

杨振宁的研究许多都是和别人一起合作进行的，RobertMills、泰勒、恩芮科•费米、李政道等都与杨振宁有密切的合作，其中，泰勒、费米既是导师，又是合作伙伴。“合作有很多的好处，因为你知道你在讨论一个问题，有时候走不通了，你的想法都走不通了，那个时候假如另外有一个人跟你讨论讨论，问你几个问题，或者想出来一个新的方向，于是你就又起劲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途径”，杨振宁说，和别人讨论往往是十分有用的研究方法。

杨振宁说，要善于表达、勇于表达，即使是错误观点。在西南联大时，他与黄昆(半导体物理学家)和张守廉同住一室，他们除了常侃电影明星、政治事件、历史观点，更多的则是无休止地辩论物理问题。学校没有开水，他们就经常到茶馆叫上一杯茶，讨论一下午物理。有一次对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的争论，他们各自都有观点，一直争论到晚上回到寝室，关了电灯，上了床以后，辩论仍然没有停止。最后三人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看海森堡(Heisenberg)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他们的辩论。“与黄昆和张守廉的辩论，以及我自己做教授以后的多年经验，都告诉我：和同学讨论是极好的真正学习的机会。”

4．确定目标不轻言放弃

1945年，杨振宁作为清华大学最后一届留美公费生到了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他一直认为自己在实验物理上有所欠缺，于是订立了自己的论文目标，希望在完成论文的过程中弥补知识缺陷。不巧，他并没有选择到该领域的大师作为导师，最终跟随了后来也是名噪一时的泰勒。

当时特勒给了他一个题目让他写成一篇文章。于是，他花了一星期来做此工作，可是写来写去始终觉得不能完全掌握方法，直到写不下去了，特勒又给了他另外一个题目去做，最终结果都不理想。1946年秋天，费米介绍他去做核试验物理学家艾里逊(Allison)教授的研究生，虽然他基本理论物理已达到了当时最前沿的标准，可是动手能力却成了他的弱项，一度没有起色。1947年，他曾用“Disillusioned”(希望破灭)来描述当时的心情。因为尽管自己非常努力，可是没有做实验的天分，而理论方面呢，几个自己找的题目都没有成果。

为了完成最后的论文，杨振宁先后尝试着选了四个题目，前三个题目都因为无法继续下去，不得不暂时放弃，导致论文无法落笔。在做第四个题目时，他推导出了几个很漂亮的定理，写了一篇短文。泰勒劝他将这个短文稍微加长就可以作为论文。杨振宁思索了两天，是不是应该更改目标呢？在深思熟虑后，他决定听从泰勒的建议。这篇小论文在经过丰富后，讲述了享誉全球的“临界指数”，后来在这方面的延伸研究则获得了诺贝尔奖。其实，在后来的研究中，杨振宁将他之前做的那三个题目扩展之后，也有了很好的进展，这时，他已经70多岁了。他说，物理中的难题，往往不能一举完全解决，把问题扩大，往往会引导出很好的新发展方向。“一个观点行不通，可以研究其余观点，年轻人不要害怕，如果你做学习研究遇到苦闷的话，是不是可以思考在总方针上做出修正。”

口若悬河，思维敏捷，表达清晰，在近两个小时的报告中，居然没有喝过一口水，没有长时间停顿过讲话……这是90岁高龄的杨振宁在我校名家论坛上呈现出的精神状态，让师生们为之肃然起敬。

杨振宁弯腰聆听问题

更令人感动的是，报告的提问与互动环节，主持人将第一个提问的机会给了台下席地而坐的一名女生。由于人太多，工作人员还未将麦克风传递到她手上，她已开始提问，就在这时，谁也没想到的是，上场时被搀扶着走上讲台的杨老先生，自己缓缓起身，一步一步挪到台前，弯下身子想听清楚这名女生在问什么。

这一举动震惊所有在场的学生。“天哪！杨老师太让人感动了！”“大师就是大师！”“太震撼了！讲到具体的学习和研究方法，有些未必听得懂，但名家的品德和风范，却让我们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