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教给我们的·读《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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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劳埃德《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一书有感
劳埃德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长期从事古希腊科学思想史研究,最近十多年的研究兴趣逐渐延伸到中国古代科学。透过《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一书,他想告诉我们的是:古代希腊和中国的科学和文化在今天依然很有价值,为推进现代的各种相关争论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一、我们能理解古代世界吗?
当今的西方社会有两个和普通的假定:第一,现代西方社会本质上是从古希腊、罗马发展过来的产物,与古代中国没有一丁点关系;第二,古代世界在每一个重要的思想领域内取得的成就,早已经被取代了,如今他们只有古文物研究的意义。
要判断上述的假定是否正确,首先要理解古代世界。但怎样才能理解古代世界呢?又能获得多大程度上的理解呢?古代社会保留下来的东西非常少,流传至今的大多是一些文字,但他们只反映了当时掌握读写能力的古代知识精英们对古代世界的看法,社会上其他阶层的人是如何看待古代世界的,我们无从得知。
那么,古代世界能够被理解吗?劳埃德认为,即使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要向获取某一事件的信息,这些信息通常也都是由某些个人或者机构提供的,这些信息既不是全面的、也不是客观的,带有他们自身的一些观念在其中。但我们总有办法利用这些信息努力去探索“真相”、做出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古代社会与理解我们同时代的社会没有根本上的区别。”
从上述观点出发,劳埃德重点对比分析了古代中国以及古希腊有关科学、哲学、教育、人权、人性、政治等的认识和发展,提出了许多与众不同的观点。比如说,一般的科学史观点认为,现代科学的直接源头是近代科学革命,间接源头是希腊的自然哲学,从古希腊到近代欧洲再到现代西方,这就大致勾勒了科学的发展道路。劳埃德指出:“不存在一条科学必须如此发展的唯一道路。”如果把科学定义为描述、预测、解释并理解围绕在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的系统尝试的话,那么,无论是古代中国、古希腊,还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这些古代文明都为科学的成长做出了贡献。劳埃德在本书中还论证了,在教育、人权和民主等方面,古代世界同样能给我们提供许多教益。研究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教学机构和教育制度,能够帮助我们去关注今天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所起的不同作用、以及所面临的挑战。
二、古代世界有科学吗?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是很激烈的。劳埃德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科学”作出界定。否认古代世界有科学的人们认为,科学有两个标志:一是必须传达真理;二是有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实验室。他们正是以此来确定近代科学与古代世界的“分水岭”的。
但这样的划分有很多值得探讨。如果以“真理”来界定科学,现今最好的科学说不定不用一个世纪就会被证明不是真理,要被抛弃。就像牛顿的经典理论让位给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再加上热力学定律很有可能让位给信息守恒定律一样。其次,有些科学的发展,与实验也是不大相干的,比如说对天空研究的诸多方面中,实验就派不上用场。
劳埃德认为,科学是什么?是为描述、预测、解释并理解围绕在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的系统尝试,虽然在各个古代文明中没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科学”,但有类似的探索活动——对各种现象的理解、解释和预测。
就以天文观测为例来看。
在公元前15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人就已经开始探索天空的历史。一本《征兆结集》里一方面包含了各种天象的大量经验资料,另一方面也收集了大量关注收成、战争和政治变革的问题的预言。在大约公元前7世纪中叶左右,诸如行星的伏见和日月交蚀之类的天象得到了精确的分类,事实上在限定的范围内已经可以预测了。
中国古人对天空的探索中,区分了历法和天文,前者属于“日历研究”,后者是对“天空呈现的图案”的研究,这些研究在国家层面上、实际上是对统治者个人来说至关重要,国君不仅为一国的安定强盛负责,也为保持天地之间的和谐负责。因此有专门的皇家天文机构,修订历法、关注天空的任何迹象。直至17世纪,中国关于新星、超新星和太阳黑子的记录是最完整的。一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形,经验现象被及其细心和确定地加以观测、记录、分类和解读。当然,中国可能更关注现象背后的征兆,而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况不同,一旦月食变得可以预测,他们就不再把月食当作一种征兆来关注了。总体来看,中国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况差不多,天象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原因,而是因为假定它们所传达了信息而被研究。
古希腊也关注天象,但在历法方面重视的程度并不够,这可能与政府缺少支持有关。古希腊人对天象研究的主要兴趣不在于观测和记录,甚至也不在于解释天象,而是在于建构演示日月和行星运动的几何模型。柏拉图建议将日月和行星的不规则运动简化为匀速圆周运动的组合,其间经过了亚里士多德等一系列人的探索和尝试,最后由托勒玫将其精心打造成了一个理论体系。
上述的事实告诉我们,类似当今人们理解的“科学”探索活动,在古代世界也是不断进行着的。而且不同的国家对同一个主题探索的路径、方式有很大的差异。中国人关注天象的异常,有很精确的发现和记录,是因为它和国家的兴亡直接相关;古希腊人追求完美和和谐,认为天空应该是毫无异常的有序,所以只专注于对它的运行规律的建构。由此可知,“不存在一条科学必须如此发展的唯一道路。”这些探索和研究都是今天天文学有价值的思想基础和资料积累。至于近代天文学和古代人们对天文的探索是否有“分水岭”、在哪个地方有了“分水岭”,还没有哪种结论令人信服。天文学如此,其他科学领域也是如此。
三、关于人权和民主
在《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一书中,除了重点分析了古代希腊和中国的科学哲学之外,还用了两章的篇幅专门来讨论人权和民主的问题。
先说人权。
自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发布以来,“人权”这个概念就得到了广泛的公认。然而,人的基本权利到底应该包含哪些内容,直到现在还存在着大量的争议和混淆。不同国家之间关于人权问题的相互指责,一方面说明人权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与人的价值观和道德判断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同国度的人们对人权这一概念的理解是有很大差异的。
劳埃德认为,首先,人权是一个近代才有而不是从古代就被关注的事情。尽管古代希腊的斯多葛学派提出了让世界上所有人都享有公民权的理想,古代中国的墨子提出了“兼爱”,但这两者只停留在理想的层面。现代人谈论的很多的权利在古代人看来也许就是一种具有侵略性的个人主义。其次,人性和人权并不是一个跨文化的普适概念。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含义。如果我们把公平、公正等作为讨论人性论关注的焦点,把责任、约束和义务作为人权论关注的焦点,或许是可以建立起一个对话的平台的。
劳埃德指出,希腊和中国这两个古代社会更为关注的是责任——个人对集体的义务,而不是权利——任何个人所主张的特权。从古代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我们能够认识到团结一致所具有的巨大优势;而古代希腊人的历史经验又再三地提醒我们要保持这种团结和一致又是多么的困难。从两个古代社会中我们能够学到的清晰一课就是:凡是被人类描述为一种理想的东西往往只是反映了提出这种理想的人群的利益。
人性和人权观念起源于西方,该如何运用这一观念我们要有足够的慎重。在一种全球视野下,有两件事情同样重要:一是我们应向他人及社会尽什么样的义务(这是我们的责任);二是我们能从对方那里需求什么(这是我们的权利)。
再说民主。
无论是古代希腊还是中国,都有“民主”在其中。古希腊人对他们的政治制度提出质疑,并给出各种各样的答案,这本身就是一种民主。而在古代中国,有学问的人通过规劝甚至训斥的方式来影响统治者,行使民主的权利。
但我们现在一讨论“民主”,脑子里面涌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古代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今天的民主和古代希腊有区别吗?看来不仅有区别,而且差异还是巨大的,这个巨大的差异来自规模。古代希腊城邦的人口都很少,而且只允许男人参与政治,他们的民主是参与型的,也就是一人一票制。所有公民全体聚集起来做出所有重要的决定,然后他们贯彻这些决定。如果他们发动战争,那么他们自己就是战士。但今天的民主是代议型的,选民要选出代表,代表自己来进行投票或者作出决定。代议型的民主有两个根本性的缺陷:一是选民的冷漠,不愿参与投票,使得选出来的代表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二是势力集团的参与,扭曲和影响选举的结果。
当把民主制度从一个国家拓展到全球的尺度上时,就面临更大的困难。现有的国际机构没有独立的权利基础去贯彻他们做出的决定,面对那些超级大国显得软弱无力。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一方面向全球传播他们的“民主”观念,一方面又对其他国家的意见不屑一顾,这使得人们在今天,对民主愈来愈感到迷茫。
当然,民主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物。民主始终为政治生活的开展提供了唯一公平、唯一公正的基本框架,古希腊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但不要忘记了古代中国人那种“以天下福祉为重”的观念,尤其是那种全人类互相依赖的意识,以及为了共同幸福的集体责任原则,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透视希腊、中国的科学与文化》 G·E·R·劳埃德/著 钮卫星/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