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泽明，日本著名电影导演。1943年因执导第一部电影《姿三四郎》一举成名。1950年因执导电影《罗生门》，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从而一跃成为世界级大导演。1990年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在他五十余年的电影生涯中，共导演了三十多部电影，获得三十多个著名的奖项。他的电影影响了亚洲几代电影人以及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乔治·卢卡斯等一代西方著名导演。1999年，黑泽明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世纪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黑泽明的童年，并不如他后来所取得的成就那般光鲜。小时候他被伙伴们称作“软糖”，笑他像个小女孩般胆小怯懦，谁都可以欺负他，加上智力发育比同龄小孩要晚，所以他又显得很迟钝。

课堂上，老师每讲一个知识点，都不忘加一句：“当然了，黑泽明同学应该是不会懂的吧。”然后全班大笑。黑泽明对上课毫无兴趣，多是望着窗外发呆，成了班里多余的人。对此，后来的黑泽明毫不避讳。他认为儿童智力的发展是参差不齐的，而教育政策却无视这一点，要求他们必须在同一年龄统一入学，实在荒谬！

黑泽明在二年级下学期，由森村小学转学至黑田小学。就是在黑田小学，黑泽明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成为他一生的朋友，一个成为他的启蒙恩师。

同班也有一个“软糖”。这位叫做植草圭之助的“软糖”更迟钝，更易哭，连走路跌倒也要大哭一场。有了他垫背，黑泽明遭受的欺侮和嘲弄明显减少，日子稍稍好过了些。也许是因为同病相怜吧，他成了黑泽明最好的伙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黑泽明不自觉地扮演起了哥哥的角色。

植草就像一面镜子，黑泽明可以从他身上看到自己，了解自己。后来黑泽明说，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慢慢开窍，逐渐聪明起来的。

由于进步飞快，老师还让他当上了班长。在提名副班长时，黑泽明选了一个成绩较好的学生。老师提示说：“如果选一位成绩较差的，说不定这会成为他进步的动力呢？”

于是黑泽明提名了植草圭之助。事实也证明了老师的预言，看起来一无是处的植草同学，当上副班长之后有如脱胎换骨，写出了一篇让老师刮目相看的长篇作文，并从此信心爆棚到以“紫式部”自居。所谓少年壮志君莫笑，虽然没有达到紫式部的高度，植草日后也混出了不小的名头，成了编剧，《美好星期天》《酩酊天使》的剧本就是他与黑泽明合写的。

而这位眼光独到的老师，就是立川精治。尽管黑泽明蒙受立川老师教导的时间不长，却弥足珍贵。同之后的山本嘉次郎老师一样，立川精治老师被黑泽明视为自己最重要的启蒙恩师。

黑泽明清晰地记得，在一次绘画课上，立川老师破天荒地让同学们随便画自己想画的，而当时绘画课通行的是实物临摹，画得越像越好。

听到如此新鲜和宽松的要求，黑泽明顿时兴起。作画时，不惜把铅笔弄断来涂颜料，还用手指沾上口水作进一步的涂抹。不难想象，他的画以及他脏兮兮的模样，又成了大家的笑料。但是立川老师没有嘲笑他，非但如此，还对他用唾沫作画的方式大加赞赏。黑泽明很受鼓舞，这应该是他上学以来首次获得老师的表扬吧。

正是在立川老师的影响下，黑泽明爱上了画画。立川老师身上有股自由开放、鲜活感性的气质。这种独特的气质，深深影响着黑泽明，直到终生。后来，立川老师跟保守顽固的校长结怨，辞职而去。而此时的黑泽明，已经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蜕变，成为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黑泽明在回忆录里总结道：“从小学开始，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都是非常明显的，无论从哪方面看，我都是属于文科系统。”但此时黑泽明的偏好只是在文学和绘画上，我们尚且看不出任何他会走上电影之路并成为一代大师的征兆。

读这个故事，我有几点感想：

第一，今天的义务教育，是对待走向未来的孩子的合适方法吗？

义务教育，是国家依照法律的规定对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实施的一定年限的国民教育制度。具有强制性、免费性、普及性的特点，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必须接受义务教育。

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看，普及义务教育是社会的进步，对提升国民的文化素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今天，情况有了变化。其一，所有的家庭，都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家长普遍认为孩子需要读书学习，九年义务教育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家长的需求；其二，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每一个学习者的生理和心理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差异，学习者个体能够以不同寻常的发展速度通过某些固定的发展阶段。

但现在的义务教育，依然是按照年龄区分对待，根本不考虑学习者个体的特征，也不考虑男女生在个体发育上的差异。一群有极大差异的孩子，依据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学要求、统一的进度、统一的考试与评价、统一的教学模式接受教育，很多像黑泽明这样有独特发展潜质的孩子，因此而成为“软糖”，被教师和学生所抛弃，成为学校里的“另类”。这样的义务教育，是对待走向未来的孩子的合适方法吗？

第二，孩子改变学习困难的现状，需要一个漫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吗？

孩子学习出现困难的原因有很多种，有生理方面的，有心理方面的；有思维方法方面的，有基础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方面的。当一个孩子学习上出现了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否搞清楚了这些困难是如何造成的？

很多老师和家长看到学生学习成绩不好，总是忙着给孩子补课，有义务的，也有缴费的，但较多的情况下，家长所得到的就是一种安慰，孩子并没有因为参加这些补课活动而有明显的成绩提升。很多家长和老师对此也有理解，认为困难面貌的改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多优秀的孩子也在努力学习，困难学生本身的基础不好，要更加努力地学习，才有可能逐渐赶上。这是正确的判断吗？

日本的教育家佐藤学通过对大量课堂的观察发现，一些学习困难的学生，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明显的进步，而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同伴互助。黑泽明从森村小学转学至黑田小学之后，也在短时间内有了飞快的进步，而且其获得进步很重要的原因是：找到镜子，也就是参照物，在同伴互助中认识自己；教师和学生对他的宽容和接纳。

由此看来，学困生是有可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发生突变的。

第三，教师走进课堂，最重要的任务是传授学科知识吗？

孩子要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必需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所以，通过一门门的课程，教给学生一些课程的逻辑体系和符号法则，让学生会利用这些体系和法则去认识世界，认识自然，是很有必要的。

但如果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能理解这些体系和规则，不按“套路”出牌，教师该如何对待他呢？是加以批评教育，要求他必须按照要求做作业，回答问题，还是要呵护学生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呢？立川老师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他让同学们自由作画，没想到黑泽明“不惜把铅笔弄断来涂颜料，还用手指沾上口水作进一步的涂抹。”这样做出来的脏兮兮的作业，反而受到了老师的大家赞赏。放在我们今天的学校里，有多少教师有勇气这样去做？

在昨天的博文里，谈到了这样一个观点：“让孩子有明确清晰的核心价值”是国民教育的根本，“社交与情感能力”是枝干，学科知识是细枝末节，但现在的学校教育舍本逐末，加上考试的箝制，忽略教导孩子如何认识自己与如何做人，以及如何发展自己的长处，做一个对家庭、社会、国家有贡献的人。对此，我们应该作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