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要放暑假了，今天是学期结束前的最后一天。

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口，看各个班级正在有条不紊地做放假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评优、发奖、开结束会之类的事情。

一转身，一个小男孩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我的身后。

  “校长，我是来上访的。”小男孩的脸通红的，情绪显得很激动。

  “呵呵，是什么事情让你不高兴的呢？”小小年纪的他居然用上了“上访”这个词，让我一下子觉得这里面一定有“背后的故事”。

  “我们老师把已经发给我的奖状撕掉了。”显然，孩子觉得自己很委屈，觉得老师实在是不应该这样对待他。

  “是吗？这真不应该。”我连忙安慰他，“你是哪个班级的？你叫什么名字？”都学期的最后一天了，我倒要看看是哪个老师在这最后关头给孩子制造了如此之“痛”？

  “我……”小男孩立刻变得犹豫起来，“我自己也有责任，奖状发下来以后，教室里很吵，老师让我们不要讲话了，谁再讲话就将谁的奖状撕掉。可是我没管住自己，就讲话了……”他似乎意识到他的“上访”会给自己的班级和老师带来某种“危险”，所以，他极力地想把事情的责任描述成自己犯了错误。

  “这么说，你不怪撕了你奖状的老师了？”我问他。

  “怪，作为老师，撕了学生的奖状毕竟是不好的。”孩子的心中仍然没有放弃对老师责任的追究。要不，他来“上访”干什么呢？

  “那你告诉我是哪位老师吧？我来批评他，好吗？”我希望知道是哪位冒失的老师，希望知道关于这件事更多的真相，所以仍然希望他直接讲出来。

  “校长，我可以不说吗？”看样子，小男孩这时已经作出了决定，那就是不能在我的面前“出卖”自己的老师。对我来说，知道他的老师是谁并不是一件难办的事情，我何必苦苦地去追问眼前这个可爱的孩子，让他为难，让他担心呢？

  “好吧，我尊重你的意见。那你告诉我你这次‘上访’有什么要求呢？”

  “我就是希望老师下次不要再撕我的奖状了。”他的要求就是这么简单。

  我本以为，孩子至少会说请校长让老师帮我补一张奖状什么的。可是，竟然是希望老师“下次”不要再撕他的奖状了。那这次呢？这次的奖状就不要了吗？孩子啊，这就是你“上访”的理由啊？

  “不，我代表你们老师现在就要给你补上这张奖状。”

  我拉着他的手到教务处为他补上了奖状，孩子乐呵呵地走了。

  下午的学期总结会上，我提到了这次特殊的“上访”。我说，老师们想想啊，孩子“上访”的要求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他们呢？当他意识到“上访”有可能会“伤害”自己的老师时，又想方设法把过错往自己身上揽。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伤害孩子，去撕掉他的奖状呢？

  听到这样简单的“上访”要求，老师们先是笑了，笑过之后是一阵意味深长的沉默。会议结束后，一位年轻的班主任满脸通红地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上面这个故事，是江苏省滨海县的姚海军老师讲述的。对于孩子来说，一学期结束的时候能够得到一张奖状，那是最让其感到开心的事情，就像农民忙了一年，终于有了收成一样。正是因为如此，孩子们才会如此的高兴，想交流一下自己的心得体会，让别人分享自己内心的快乐。

教师心里想的是什么？可能是自己的权威。给你一张奖状，是我的权利，收回甚至撕毁你的奖状，也是我的权利。本来可能是褒奖孩子在某方面有过人之处的奖状，变成了评判学生是否听话的标杆。做一个听话的“小绵羊”，才能得到奖状，否则随时就可以取消你一学期的成绩和努力，只要有片刻的“不听话”就够了。

教师不经意之间的教育行为，会对孩子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不仅仅是针对被撕掉奖状的学生的，更是对全班同学的。像这样想通过其他途径表达自己诉求的孩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孩子可能选择的就是沉默。但在沉默的背后，逐渐凝结起来的就是对教师的怨恨，并迁移到对学科兴趣的丧失，一个孩子求知的火苗可能就这样被教师给掐灭了。

教师教育行为的背后，体现着的是自己的教育观和学生观，体现着的是自己的价值判断。没有一个教师能够在走进教室之前，将自己的价值判断、教育观等置于门外，然后来给学生上课。教师会在课堂里通过各种途径传递自己对学生的认识、对学习的理解以及价值判断，而教育中最重要的东西正是这些。孩子们正是在揣摩教师的这些话语和行为中，知道什么事情是大人喜欢的，什么事情是大人不喜欢的，并逐渐调适自己的行为，来适应教师的教育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国家对教师的师德提出了如此高的要求，给出了具体的师德规范来规范教师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