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一书有感

文化的传递需要借助相应的工具，深入了解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就像我们到云南丽江，想去深入了解东巴文化，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去研究当地人所创造的东巴文字一样。

除了文字以外，用于会话的工具还有很多种，比如文字、图片、手语、绘画、雕塑……等等。认识到我们的世界有如此丰富多样的会话工具，我们就不难想像，不同的文化在世界观方面会存在多大的分歧。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工具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了独特的话语符号。

美国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通过《娱乐至死》这本书，分析了在人类发展演变的历史长河中，进行文化交流的会话工具三次大的演变，揭示了每一次演变对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所带来的影响，提醒我们关注当前世界各国正在经历的一场文化变革，它像温水煮青蛙那样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人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第一次演变大约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它的直接标志就是人们的会话方式经历了从口头文化到书写文化的变更。字母带来了人与人之间对话的新形式，关于这一点如今学者们已达成共识。人们说出的话不仅听得见，而且看得见——这不是一件小事。柏拉图深知这一点，他知道书写会带来一次知觉的革命：眼睛代替了耳朵而成为语言加工的器官。

会话工具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人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举一个例子：在没有钟表之前，人们判断时间的主要方式是根据自然现象，通过太阳的升起和落下，四季的交替来进行的。发明出来的钟表，在制造分秒的时候，也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了开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

把诸如文字或钟表这样的技艺引入文化，不仅仅是人类对时间的约束力的延伸，而且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当然，也是文化内容的转变。书面文字使思想能够方便地接受他人持续而严格的审查，这是口头语言没办法做到的；书面形式把语言凝固了下来，并由此产生了语法家、逻辑家、修辞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所有这些人都需要将语言放在眼前才能看清它的意思，找出它的错误，明白它的启示。

第二次演变出现在16世纪。印刷术的出现，使得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变。这里首先必须认识到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一旦语言付诸印刷机，语言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想法、一个事实或一个观点。文字除了作为意义的载体，没有太多的好处。文字的形状看上去并不特别有趣，即使把句子读出来，它的声音也未必有吸引力，如果一个句子不能起到陈述事实、表达请求、提出问题、明确主张或做出解释的作用，那它就毫无意义，就只是一个语法的空壳。

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实现这种变化的途径包括：鼓励某些运用理解力的方法，偏重某些有关智力和智慧的定义以及创造一种讲述事实的形式，从而使某个词语具有某种新的内容。印刷术就是这样一种新媒介。

印刷文字对于人们的身体和大脑都提出了相当苛刻的要求。但是，控制你的身体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你还必须学会注意书本上文字的形状。你必须看穿它们，这样你才能直接了解这些形状所代表的意思。如果你仅仅专注于文字的形状，那么你就是一个让人不能容忍的低效读者，会被人当作傻子。

铅字在公众话语的各种舞台中产生的影响是持久而强大的，这不仅是因为印刷品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垄断地位。铅字垄断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除了铅字以及口头表达的传统，人们没有其他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

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那时没有电影可看，没有广播可听，没有图片展可参观，也没有唱片可放。那时更没有电视。公众事务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的，并且这种形式日益成为所有话语的模式、象征和衡量标准。印刷文字，特别是说明文的线性结构的影响，四处可以感受到，例如，它影响着人们说话的方式。当时的人们，在交谈、在辩论之中，所采用的大都是具有印刷文字特征的书面语言。

从16世纪的伊拉斯谟到20世纪的伊利莎白•爱森斯坦，几乎每个探讨过阅读对于思维习惯有什么影响的学者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读者要能够发现谎言，明察作者笔头流露的迷惑，分清过于笼统的概括，找出滥用逻辑和常识的地方。同时，读者还要具有评判能力，要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对比，并且能够举一反三。

如果不能阅读，你就不能加入到文化的对话中去。大多数人都能够阅读并且也参加了文化对话。对于这些人来说，阅读为他们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提供了纽带，同时也帮助他们形成了对于世界的认识。书本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把这个世界展示出来。在书本里，这个世界是严肃的，人们依据理性生活，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地完善自己。公众人物被人熟悉，是因为他们的文字，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貌，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演讲术。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用白纸黑字来表明态度、表达思想、制定法律、销售商品、创造文学和宣扬宗教。这一切都是通过印刷术实现的。

第三次演变发生在当下。这是一场电子革命，是由于电报、电视等新媒体的出现而导致的一场革命。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这种转换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因为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会话工具）不可能传达同样的思想。随着印刷术影响的减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跟着改变其内容，并且用最适用于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

不管是在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术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在电报、电视时代之前，信息-行动比基本是平衡的，所以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能够控制他们生活中突发事件的感觉。但在电报、电视创造的信息世界里，人们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因为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新闻存在的语境。所有的一切都事关每个人。我们第一次得到了不能回答我们任何问题的信息，而且对于这些信息我们也不必做出任何回答。比如说，早晨的广播或电视，或者早晨的报纸，有多少次为你提供了需要改变一天计划的信息，或让你决定采取本来不准备采取的行动，或帮助你更加了解了你需要解决的问题？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一切真正的理解起源于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表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当然，语言就是用来挑战、讨论、质疑那些我们眼中表面事物的一种工具。但在电视文化的背景下，人们失去了思考的空间和思考的能力。电视的一大特点就是信息的快捷和无逻辑性，一个信息只有几秒钟或者几十秒钟的时间，前面可能是一个一场悲惨的事件，接下来的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娱乐新闻，它的主要力量来自它传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释信息或分析信息。电视的第二大特点是用流动的图片将文字驱赶到背景里，有时干脆就把它驱逐出境。“看”取代了“读”而成为人们进行判断的基础。图片具有能脱离现实和语境，并把很多没有逻辑、彼此无关的事件和东西堆积在一起的能力，并把世界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表现，这一点电视导演们很久以前就发现了。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

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反省和精神超脱是不适合电视屏幕的，电视屏幕希望你记住的是，它的图像是你娱乐的源泉。

对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联的。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也正说明了“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随着一种文化从口头语言转向书面文字，再从印刷术转向电视，关于真理的看法也在不断改变。尼采说过，任何哲学都是某个阶段生活的哲学。真理，和时间一样，也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

美国发生的事情，也在今天的中国发生着。中国人在三十年时间内品尝了浓缩历史的滋味，一切高速发展，变化目不暇接。从只有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到家家户户普及有线电视，在数十个电视频道之间做艰难选择。几乎是一夜之间，全面娱乐化迎面杀到。我们以为自己在控制节目，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电视所控。淹没在电视制造的生活幻象中，似乎它真的全知全能，屏幕上闪现的就是生活和世界的全部。

并不是所有的话语形式都能够从一种媒介转换成另一种媒介的。比如说将一首诗歌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可能原来的韵味已经荡然无存；给一个朋友送去一张慰问卡和当面对他说一番慰问的话语，所表达出来的意义也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我们相信教师传授的知识能够通过计算机模拟有效地复制出来，那同样是自欺欺人的。也许有的东西可以复制，但我们始终要追问一个问题：在复制的过程中会丢失什么？答案可能是：一切赋予教育重要性的东西。

《娱乐至死》 [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吴燕莛/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