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的一个假期，有了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今天上午，来到我原来的工作单位——杨浦高级中学，将办公室里的物品进行打包、整理。已经在虹口工作4个多月了，但杨高的办公室依然没有交出来，尽管学校各方没有催促的意思，但自己心里很不好意思。

在整理物品的过程中，又看到了《生计》这本系列杂志，再次阅读了08年最近一期上面发表的《又读常生龙……》这篇文章，这是祁门二中的方学旭副校长看到我08年9月份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上的文章之后，联想到我5月份到黄山讲学一事，有感而发的作品。文中对我的评价有些夸张，但对读书的一些看法我深表赞同。

又读常生龙……

祁门二中副校长 方学旭

    节后第一天上班，汤惟宁跑来告诉我“常生龙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于是我翻开了中国教育报，也翻开了常生龙，翻到今年五月二十四日……

    当时我受市教育局副局长程勇先生之托，邀常来我市作关于新课改如何与高考接轨的讲座，常系专家，而且是课改中探究型专家，经常被邀到其它省市作类此讲座。我想应该没问题，便一口应允。当我拨通常生龙电话时，才知有点不妙，当时他正受国务院侨办之托在国外飞来飞去地作报告，但是他还是爽快地应邀，并在飞来飞去的空隙中敲定了来翌的行程。

    讲座非常成功，座无虚席的田家炳实验学校报告厅中，来自我市三区四县及市直单位的高中一线老师代表、教研员、管理者，始终都在静悄悄的—边听，一边笔记着。偶尔爆发出一阵阵掌声。

报告一结束，随即就有歙县中学、休宁县教育局等想再次邀常前住。苦于实在挤不出时间，只好一一婉拒。

    临行前，我非常不好意思地将一盒茶叶塞进他的车中，——作为这次讲座的“报酬”。

    国庆节赴沪省亲，本拟邀他夫妇和程新圩（我的老友上海市中招办主任，系我和常交往的中间人）夫妇来家小聚，想顺便对上次在黄山把他“贱卖了”表示歉意，因程二十七号就赴澳洲开会，只好暂且作罢。

    平常言语之中我知道他好读书，关键他善于读书，这一点从他的博客上足已见证。常读的书我不喜欢，一都是大部头，我这人心静不下来。二都是大师级的，我这人很肤浅。因此每次与他在一起时．我总是开玩笑地对他说“看你我很吃力，都是仰视”，当然他也会嬉笑地回敬一句。此人就是这样．正如周劲校长所讲“特随和”。

    常生龙嗜好读书，但不是那种书呆子，他兴趣广泛，唱歌、跳舞、摄影、玩牌无一不会，且技艺不差，时不时还来点童心未泯。在历溪村水口林中，一只奇丑无比的癞蛤蟆，别人不屑—顾，他却端起相机咔嚓咔嚓起来。在齐云山顶的盘山道上，突然串出一只赤练蛇，别人吓得唯恐躲闪不及，他却捧着相机又咔嚓咔嚓尾迫着蛇远去。同行的人只好既焦虑又担忧地停下来侯他，若不是陪同前往的程勇先生掏出一包盐水豆，让大家打发久挨的时光，恐怕要“怨声载道”了（程勇的盐水豆远不如孔乙已的茴香豆）。常真是一个性情中人。

    这次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的文章《教师何做一名知识分子》就是他读美国著名教育思想家、批判教育学代表人亨利．A．吉鲁的代表作《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心得体会。从中也足已看出他对新课改钻研的深度与高度（仅这一点，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没有一点使命感，没有一点责任感，没有一点远望天空的视野，仅靠“实实在在”的做事是无法企及的）。

从他的文章中，我知道了一个新名词——隐性课程。初步知晓“正式课程是指有明确的认知目标和情感目标的正规教学；隐性课程则是指通过意义的深层次结构传达给学生的未言明的规范、价值和信念。”更知晓了“要将新课程改革落到实处，要在社会科的课程中真正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促进课堂民主化进程（如我校胡楷权老师的“尝试”课），除了编写新的教科书，用与时俱进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实施教学外，还要特别关注课堂中的隐性课程”。

    吉鲁把老师定义为转化性知识分子，显然这是从教师的工作性质来定的。隐性课程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转化性过程中的关键点。我无法关注转化性，那是吉鲁的事。我也无法关注正式课程与隐性课程的合拍，那是常生龙的事。我只能关注我们本身——转化者。如果我们的教师（转化性知识分子）本身，思维僵化，知识肤浅，好大喜功，其结果只能使被转化者转而不化了。

    读书真好，常生龙读书能读出其中真谛，且能布道于人。让我们都来像常一样去读读书吧!

    读书可以消解我们的浮躁，冲淡我们的功利，还可以使我们摆脱市俗，引领我们走出那种自私狭隘、固步自封式地小农式思维习惯（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