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19世纪的生物学和人学》一书有感

严格地说，生命科学真正诞生于19世纪。“生物学”的名称最先出现在1800年一份不起眼的德国医学文献的一个注释中，博物学家拉马克把它推广开来，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把它纳入自己的学科体系之中。它最重要的成果当属达尔文的进化论。

作为《剑桥科学史丛书》中的一种，《19世纪的生物学和人学》一书通过分析19世纪解剖学家、组织学家和胚胎学家关注的生命体形态、进化论者关注的转型所存在的缺陷，简要而全面地介绍了生物学从1800年时的一个模糊术语到19世纪末发展成为一门生机勃勃的科学的历程，指出生理学家以实验手段为基础的功能方法是19世纪末生物学发展方向，揭示了生物学从“描述性和历史性”方法向实验性和解释性方法的转变。

19世纪的生物学家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由解剖学家、组织学家和胚胎学家组成，认为弄清动植物的形貌和结构最为重要；他们研究有机体的形态及其产生方式。第二部分关注所有生物形形色色的生命过程——呼吸、营养、排泄等。他们关心功能的研究；作为生理学家给自己布置的任务是要理解身体内部的活动规律。第三部分最关心的则是各种动植物之间、生物与其周遭不断变化的环境之间过去和现在的关系。这些人被称为进化论者，他们研究在很长时间跨度之中生命的转型。本书作者科尔曼教授通过对形态、功能、变异等重大主题的讨论揭示了19世纪生命科学的发展历程，为科学史和西方文明通史的修研者提供了一部理想的教科书。

    19世纪人们的正统观念是：上帝作为全知全能的造物主，不仅创造了万物，而且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人类的特征不过是上帝特征的摹拟或只是其物化表现。但19世纪生物学家的研究，不仅对当时仍然统治人类思想的宗教神学形成致命的冲击，而且使得许多一般的人们也有些难以理解和接受。特别是进化论的研究，对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对人类在生物演化链条上所处的特定环节，都表明了的观点，科学地说明了人类的来源。人存在于自然之中，人是自然的产物，人是自然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仍愈益凸现其重要意义。

    虽然生物学最初并没有把人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但毕竟开始在研究低级生物的同时，也附带地在医学生理学领域有所比照。由于生物学和西方传统医学（又称机械－生物医学）在历史上的相互关联，生物学的每一研究成果都会被推演到人的研究上。实际上，早在1735年，经典生物学的开创者林奈就在其《自然系统》一书中，把人纳入了生命世界的目录之中，并从文化和身体两方面勾勒出各类人种间的显著差异。到19世纪，人类体质特征已经得到分门别类的整理，这使此时的解剖学和人种学联合起来寻找辨别人类不同种族的有效标准。同时，考古学、人类古生物学与达尔文思想的结合还证明：人和人类社会可能是极其古老的，人类的史前史需要重新考察；人的确是一种动物，因此可能与其他生物一样受到相同自然规律的作用。

    此后对人类社会属性的研究也在科学界大规模地展开了。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他认为，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因为没有了其他人的陪伴，人将对自己独一无二的能力一无所知，因而也感觉不到幸福，并必然缺少基本的美德；而正是这些特性把人从生物界区别出来，使人真正具有了自己独有的人性。尽管19世纪是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但到90年代时，研究人类社会属性的科学即社会学以严格科学的面目登上历史舞台。在孔德和斯宾塞那里，生物学的成就是社会学的最基本参照。他们都比附于“生物有机体”使用了“社会有机体”的概念，认为社会与动植物一样是一个动态的整体，无论其起源如何，其整体功能都是通过其中所有的部分和过程之间以及与自然界的生物之间巧妙的配合来维持的。

19世纪基于进化论的生物学的研究，对人学的启示是，历史的演变和进化，以及人类及其社会是生物演化的“最高”产物。人属于自然，人依存于自然，人在物质层面上不仅是自然界漫长演化历史的产物，而且，人只要还是一种生物，它就要符合这一进化规律。但这只是自然的前提和基础，而不是人性的本质和核心。

在读本书的过程中，我看到了19世纪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大综合。有关化石等的考古研究，奠定了生物进化理论的稳固地位，也促进了生物考古学的诞生；有关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的研究，促使生理学家研究人和动物的呼吸、排泄等的能量问题，将人和自然界的其他有机物作为同一种类型的变化来思考，打破了人在自然界中具有特殊地位的认知；地质学家和博物学家对物质的鉴别和分类，也为生物学家开展研究提供了基础……生物学刚刚诞生的时候，它的学科定位并不是很明确的，正是在和各种不同领域的研究互相综合、协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发展方向，确定了自己的学科特色。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能让我们感受到科学和社会密不可分的关系。人们从宗教那里获得的有关生物、地理的知识和通过实验探究的方式得到的结论不相一致的时候，必然带来人类思想保守与变革之间的争斗；生物进化论在从根本上摧毁了宗教神学关于上帝造人的教条的同时，给一些人强化了“适者生存”的观念，导致了民族（种族）优越思想的诞生，并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灾难。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好这把锋利的宝剑。

科学是一个来自西方的东西：我们今天的科学都是西方的科学，它实际上是我们的潜在参照系，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西方文化特别是其中的西方科学，已经被现代中国人接受为“现代”的普遍标准，也就是说，西方科学不只是西方人的事情，也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事情。不了解西方科学，就不能真正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构成本质和“现代”中国人的存在方式。

一门学科的发展并不完全是按照该门学科的内在逻辑进行的，往往与特定的历史条件相关联。西方现代科学是在近代早期的欧洲诞生出来的，了解一些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历史，对于我们今天科教兴国策略的实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19世纪的生物学和人学》[美]威廉·科尔曼/著 严晴燕/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