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坐我国的“和谐号”动车从上海出发，只用了六个半小时就到达了河南的省会城市郑州。一路走来，联想着刚上大学的时候乘坐火车的情景，真是感慨万分。

我考取的大学在安徽淮北，要从家里到学校上学，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先由家人骑自行车把我送到县城，然后从县城坐汽车到县边上的一个客运站——詹店，在那里换乘火车，沿着京广线到郑州；到了郑州火车站再转乘陇海线上的火车到徐州，下车之后继续换乘徐符线上的火车到淮北。去一次学校，走上两天一夜是常有的事情。郑州到徐州也就是 400公里左右的路程，经常要在铁路上晃荡十多个小时才能到达。那个时候最羡慕的就是沿线看到的特快列车，只用六七个小时就能从徐州跑到郑州。现在只要两个小时左右就能够从徐州来到郑州，想想真是感到不可思议。

我上大学期间，火车基本上还没有空调车厢，卧铺也很少。给人的感觉是不论什么时候，火车上都是挤的满满的人，能够找到一个座位坐下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常常签到过路车的车次，所以去火车站之前肯定会准备一些报纸、塑料膜之类的物品，以便上车之后找个地板的空间坐下。在三人坐的旁边找机会，设法让别人挤出半个臀位来支着腿坐一会，也会感到非常开心。记得大四的那个五一节，把毕业论文完成了之后有了一点空闲的时间，就和班级里的几个同学相约到山东泰安爬泰山，从山上下来之后去赶火车，费了老鼻子的劲，火车到站之后，车门旁边因为站的人太多根本打不开，没有办法只好从车窗向里爬。火车上的人谁也不愿意外面的人向里爬，因为爬进之后没有地方可去，只能占领他们本来就有限的空间，站台上的拼命地向上托起车窗，一个个往里钻，我就是这样上的车。上车之后因为爬山爬的两条腿不听使唤，怎么也站不住，干脆就爬到三人座的座位下面躺着。这样艰苦的做火车经历，现在已经很难体会到了。

刚开始参加工作的那几年，外出开会的报销标准是很严格的，像我这样的青年教师根本就没有资格坐软卧，如果坐硬卧的话，每天的其他生活补贴就没有了，要是坐硬座，则可以享受相应的生活补贴。当时的工资也很低，外出开会自己要是再贴很多钱还是舍不得的，所以我每次外出开会，都不会选择卧铺。89年的4月份，到成都参加中学教学仪器展示订购会的经历让我难以忘怀。当时的火车除了始发站之外，其他车站上车是没有座位的，只有站票。我托人帮我购买了一张从徐州上车的“上海—成都”的站票，准备到车上找位子。从徐州上车之后，我发现这两车人非常的多，在车厢中想挪挪步子都非常艰难。从徐州一直到郑州、洛阳，一路走来，始终没有找到座位。到了三门峡的时候，火车突然不开了，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明白，前面的道路塌方，火车过不去了。就这样，在三门峡外面的一个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地方，火车停了下来，而且一停就是17个小时。列车员担心乘客下车之后乱跑不好管理，坚持不开车门，将我们一个个“囚禁”在这一列列的车厢中。车厢里人挤人，困的时候闭上眼睛就睡，因为四周都是人，不用担心自己会摔交。就这样一直等到火车再次启动，过了西安、过了绵阳，临近成都的时候才找到了一个位置坐下。当我到达成都找到会议安排的宾馆住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小腿和脚踝等部位肿了很多，以至于脱鞋脱袜子都很困难。

81年到淮北读大学，是我独自闯天下的起点。虽然火车的速度很慢，但自己的心中充满了憧憬。我的父亲送我去上学，从家里一直送到郑州火车站。当我坐上去徐州的火车，从郑州火车站发车的时候，我看到父亲站在月台上，用双手扶着脸庞，流下了热泪。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过了很久我才明白，这是父亲担忧的泪水，苦恼的泪水。他为自己缺乏经济实力不能一直将孩子送到大学而苦恼，他为孩子单独一个人出远门而担忧。我，也在父母的牵挂之中，一步步地羽翼渐丰，迈出了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80年代的火车，承载了我多少青春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