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个节目，是邀请清华大学772班同学聚会。这就是当年77级的学生，1977年中国在恢复高考招生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那一年做出恢复高考决定的时间是在8月份，但正式公布高考实际上要更迟一些了，大部分考生是在9、10月份才真正知道这件事情的。我是在国庆前后从遥远的陕西农村回到杭州才知道这个消息的，这时候距离高考时间只有一个来月了。因为高中几乎没有怎么读书，再加上没有读完高中便去了农村，这些都增加了我考试的困难。我生活在书香气息格外稀薄的部队大院中，所以没有学过的高二部分课程，几乎全是由一起复习的一个中学同学帮我补习的。好在那时候很喜欢学习，早年的基础还算不错，所以中学的课程也很快就补上了。主要是数学，语文什么的因为有作文垫底，自己胆气颇足，政治历史地理什么的，凭借当年的记忆力也没有怎么当回事。所以一个多月的复习还算顺利。
那年的考试因为积压了1966年～1977年10多年之间的考生，所以浙江的考试分为初考和统考2次。初考时候我的考点被分配在了杭州松木场附近的向阳中学，这个学校以前我从没有听说过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为了保险，在考前2天我特意从军营辗转几个小时去看考场。回来路上再三叮咛自己，要记住哪个转角哪个路口，都有些什么标志。也就是在那一天回来的路上，我第一次徒步经过了天目山路杭州大学的正门，当时我并没有想到3个月后这将成为我的母校。更想不到的是，就是向阳中学所在的松木场一带，后来在我30～40岁自觉人生最美好的年龄段，会居住在那里。而我的儿子就读的小学就在向阳中学隔壁，后来向阳中学又并入了儿子的小学，改称为实验学校。那时候的杭州松木场一带，远不像如今这样是城市文化和行政中心，虽然周边也有省政府和杭州大学，距离西湖不过咫尺之遥。但是当时城市似乎武林门外都是农田，一个很有说明性的标志就是，从武林门沿天目山路往西到杭州大学，如今是高楼林立街市繁华，但那时候3站路下来杭州大学的门牌号码才排到34号，算来也就是整个马路北边只有17个墙门。是的，我的母校那时候座落在一片葱绿的田野之中。
就这样在1977年11月的一天（真不应该忘记日子，好像是25日），我一个人去位于杭州松木场的向阳中学参加了高考。那天的路线是：早晨6点乘坐部队解放牌卡车（班车）出发，40多分钟后到一师所在的营门口，在这里换乘唯一的公交开往武林门的6路车，好像是到达武林门再往回走两站路去了考场。那时候我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没有手表，但估摸着时间大概差不多快8点，距离考试时间还有一会。因为这里不是我就读的杭州青年中学（现在的“杭州市西湖高级中学”），也不是部队营房附近的上泗中学，所以考生中一个认识的也没有。初考只有数学语文两门，记得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是《赴考》，于是当然地写了一篇记叙文，忘记写什么了但想来肯定不会少“沐浴着明媚的阳光”之类的幼稚套话。考试结束后我站在旁边听别的考生议论。说实话当年的考试是鱼龙混杂，站在旁边听着别的考生扎堆议论，我自觉增加了不少信心。回来的路上我没有坐公交，而是徒步走了大约10站路到了留下，然后再从那里乘部队班车回到中村。初考之后自我感觉不错，据说当年初考录取比例是200：1，初考筛选后统考录取比例是45：1。考完后自己信心十足，以为必在进入统考之列。果然初考不久后就有了结果，我原先一起复习的同学所在的那个年级，进入统考的大概不到10个人，我是其中之一。这样一来学校老师开始加大了对我们这几个人的辅导，从知道结果到统考，大概只有不到半个月时间。那时候我刚学会骑自行车不久，家里有辆今天已经很少见的28寸“永久”自行车，每天晚上几乎都要和同学一起骑车去上泗中学复习。上泗中学位于杭州郊区的凌家桥，距离部队营房所在的中村还有好几里路。我们所走的杭富公路，远远不像如今这么开阔平坦绿化整齐，也没有路灯。除了影影绰绰的乡间灯火之外，全是莽莽然然的郊外农田。破旧的公路崎岖不平，冬日的夜晚萧瑟荒凉，但是年轻时候内心充满热情和向往，所以这些全不在意。
直到1977年12月15日，这天我们参加了中国高校改革招生制度之后的首次高考。考试连续进行了两天，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说那是改变命运的两天一点也不夸张。记得电视上主持人问清华大学772班同学时候，他们也是这么回答的。确乎如此。正因为这样我突然想这一篇小文也许不足以纪念那个春天，（实际上是从1977年秋天到1978年春天，77级同学入学时间是1978年春天），所以这个春天的瞬间还需要继续写下去，留下的下一篇文章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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