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可口可乐进入中国以来，曾经有许多模仿者试图在可乐市场瓜分一点余额，河南的少林可乐、四川的天府可乐、而稍后一些的乐臣可乐、蓝剑可乐、九星可乐、粤冠可乐、银鹭可乐等等但在强大的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面前，一个都没能乐起来。直到1998年又有两家本土可乐横空出世，来自娃哈哈的非常可乐和来自广东的汾煌可乐。就在当年非常可乐扯出“中国人自己的可乐”大旗时，汾煌可乐的推广口号是“大家齐欢乐”。想当年，汾煌可乐初出茅庐之际，它的大规模推广和高频率广告，着实曾经掀起一阵旋风。只要看看1999年的广告投入，就可以看出汾煌可乐当时的豪气：

汾煌可乐广告投入15754万元；

可口可乐11750万元；

非常可乐8885万元；

百事可乐7361万元。

汾煌可乐以成龙作为形象代言人，广告投入在当时位居第一，然而仅仅两年之后，就在非常可乐与两乐继续鏖战，从而基本奠定了中国可乐市场三足鼎立的局面的时候，昔日那个令人振奋万端的汾煌可乐，渐渐推出市场，销声匿迹难觅踪影。从市场角度也许可以解释许多，但是就产品概念而言，汾煌可乐无疑犯了一个自说自话的定位错误。

1999年3月，成都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广场上，长35米、高20米、重7.5吨的“汾煌号”龙船，引起世界吉尼斯总部和上海吉尼斯总部的关注。龙船、龙旗、龙伞，组成所谓“龙文化”节目套餐，加上著名的影星成龙所拍广告，汾煌可乐确实冒出一股“龙”气。然而，汾煌可乐并不明白，当它把自己定位于“龙”这个空洞的文化概念时，所进行的一系列策划，其实都是一种牵强附会。它在整个策略一开始，便陷入了一种由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所编织的圈套之中。“可口可乐就是美国文化”，这个多年来极具欺骗性的谎言，曾经蛊惑了无数消费者，以至于汾煌可乐真得以为生产可乐首先是要生产一种文化，所以把培育“可乐文化”与市场营销推广紧紧联系起来，试图树立自己独特的文化品位。

在汾煌可乐看来，由两乐孕育和培养的可乐文化，已经远远超出“碳酸饮料”的范畴，而是一种文化精神的扩张。可乐代表了青春、活力、生命；是那些倡导反潮流、反传统的青年人的最佳饮品，因而都将目标定位于颠覆传统、个性张扬的青年一代。可乐消费本身代表了一种时尚，一种深邃的文化内涵。对于广大目标消费者来说，那一种深褐色液体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碳酸饮料，而是自己所追求的一种精神诉求与可乐文化的一种吻合。通过这种方式，两乐为可乐文化构筑了进入壁垒。在他们的经营中，把可乐产品及其文化的内核、外延、载体、传播、延伸以及可乐市场的游戏规则定好了。不拥有这样特质的就不能称之为可乐了，不承认这种文化就不会被市场承认。所以卖可乐就必须融入文化并且在其中添加自己的因素，才能获得一线生机。

汾煌的策略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的，所谓品牌文化就是以成龙为符号的“龙”文化，龙舟、龙灯、龙伞、龙旗、龙的传人……好象只要贴上了龙的符号，就自然成了某种龙的象征，也吻合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事实上，把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于龙的文化，这只是一种象征式表达而已。但是在具体产品的推广中，用龙这个张牙舞爪的图腾来象征饮料，那种狰狞的面貌以及痛苦不堪的表情，再加上繁缛缺乏现代感的形式，相对于现代味十足的可乐似乎并不吻合，也不知会带给时尚新潮的消费群体什么样的心理感受，更何况那一句“大家齐欢乐”的口号，很难让人明白其附着在哪里。在饮料中张扬一种文化本身并没有过错，只是一种文化的形成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便立杆见影的。所以虽然从产品策划之初就试图建立某种文化属性，但是汾煌可乐并没有带给大众明确的可乐文化信息，看不到能够承载可乐文化的有效载体。汾煌可乐号召“大家齐欢乐”，但是又不知道用什么来让大家齐欢乐，没有相应的概念、理论支撑，更没有品牌传播运动的支持，简单地说就是定位不明确。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再加上它在其它营销因素上的欠缺，最终归于沉寂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