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传队做编导实际上是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尽管后来我几乎身兼了编、导、演的三重任务，但直到我离开宣传队，也没能获得“编导”这样一个正式的名分。那时做事情完全是凭着一股劲头和兴趣。

在宣传队，因为节目编得多了，编节目时的一些想法就总想尽可能地说出来，于是在排练节目时，我就会掺和着发表意见，掺和多了，慢慢就成了排练的主导，听你的人也就多起来，再加上演出效果好，你就得到了认可。后来，我悟出道理：导演导演，就是先去“主导”再慢慢“演变”。哈哈！这当然是个笑话。

不过，我毕竟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一切全凭感觉和热情，导节目的水平用现在的眼光看非常业余。不过，也有导得好的时候，“四人帮”粉碎后，我们排演了著名喜剧演员王景愚先生的讽刺剧《枫叶红了的时候》，通过很多动作细节，刻画了暗指王、张、江、姚的几个人物由卑微到得志，由粗俗到疯狂的演变过程，在农场和地区演出中都收到了很好的剧场效果。后来回到T市探亲，正值T市人民艺术剧院也在公演这个剧目，我特意买票到新中央剧场（后改为滨江剧场，现为麦当劳）去看，本想从中学些东西，但结果令我大失所望，整个演出缺乏创造和激情，远不如我们的演出，这不是大言不惭，而是我真实的感受。

其实，导节目也是个很容易烦的工作。那时，宣传队除知青外，还有当地职工的子女。两伙人在一起。由于眼界与见识的不同，导出的结果也大为不同。那些职工子女，无论是手眼、姿态，还是跑台位、作衬托，都缺少应有的灵性，无论你怎么说，他们只会机械地模仿，就像电影《手机》中严守一的那档“说一是一”节目那样，死板而木讷，着实让人没有办法。这使我想起了高考录取中北京与其他省市生源同校不同分的争论，尽管观点不一，但有一点我确信，那就是有时“见识”远比“分数”重要。

我导节目一般不发火，耐心加温柔。但也有一次例外。那是在排一个山东柳琴节目。这个节目是我在T市看职工文艺汇演时受到的启发，演员们机械、滑稽的动作很有创意，演出中也特别能吸引眼球。但在排练时，大家就是不能接受这些动作，总感觉“傻”而“憨”的表演损害了自己的舞台形象，却不去考虑演出的整体效果。于是，在别别扭扭的排练过程中我终于爆发了！那次“牛吼”连我自己后来都感到吃惊，我在台下用手死命拍着水泥舞台，拍得山山作响，大家被我的态度惊呆了，排练无法进行，只好暂时中断。下午的排练情况好了很多，但那个节目最终也没有取得理想的演出效果。

这件事常引起我的反思，看来要把个人的意志强加给一个团队是多么不容易。无论你是导演还是组织一项什么工作，就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影响力以至人格魅力，这绝不仅仅是有了专业能力就能做到，更需要的是一种杰出的综合素质。

“十六团宣传队”随着兵团体制的转换，后来改称“T农场宣传队”，并逐渐在地区成为了一支重要的演出力量。在随后的一段时间中，宣传队中有四个男演员调到了地区文工团工作，那时我们都很羡慕。其中，S调去当然是因为他那绝好的京剧唱功，而X的调动则是偶然中的必然了。

谈起X，这里还要多说两句。在J县的那些日子，他是最乐于“默默奉献”的农垦战士之一。在繁重的劳动中，他将自己的思想化作优美的诗句，整整地记录了厚厚的两大本。这些诗曾引起过T城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位编辑的极大兴趣，但鉴于当时的政治气氛，无法公开出版和发行。那时，农场宣传队参加地区汇演需要一个独幕剧，我便找X帮忙，他欣然接受。记得他编的剧目名称叫《慰问团到来之前》，后来到地区参加了汇演。汇演中，各代表队都要派人参加剧本和节目的研讨，我们便推举X去参加。我历来相信“金子总是会闪光”的这句话，研讨中他不俗的谈吐立马引起了地区文工团那些编剧们的注意，汇演结束之后随即就来了调令。但也就是这次调动，也使他失去了以后回城的机会。

人生常会遇到很多次选择，每一次选择都会决定你人生的不同经历。T农场宣传队后来竟被评为“甘肃省文教卫生先进单位”，上报的典型材料还是出自我的手中。原本想派我到兰州参加表彰会，但临近开会恰巧粉碎了“四人帮”，这件大事令全国为之振奋，再加上文化教育历来是“四人帮”染指最多的重灾区，因此这个会就被撂了下来。1978年，我调到了农场政工科，负责宣传，同时分管农场子弟学校、卫生队、宣传队、电影队的职能管理工作，因而逐渐远离了编导与演出的实践。

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回城前，曾差点儿进入了“编导”这个终身的职业。那时，甘肃省G县文工团正需要编导和乐队人员，经宣传队中一个女演员联系，已经有了一些眉目，后来听说这个女演员的父亲还和对方达成了初步意向，就等着我们病退的结果。但命运最终催着我们东归，1979年我们病退回津了，就象江河归入了大海，并在大海的怀抱中创造着新的波峰浪谷。

岁月是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它的每一段都蕴含着独有的风韵与魅力。当我们重新感受和品味它时，你会发现那是一坛飘香的陈年老酒，虽不再有初酿时的辛辣与刺激，却留下了无尽的清醇与回味，这也许就是岁月的馈赠了！

我至今留恋在宣传队的那些日子，那是我十四年西北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

（图片来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