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团宣传队时，恰逢排练四个男演员的藏族舞蹈《雪山放歌》，这是几个女演员利用回家探亲时间向J市歌舞团学习的节目，据说在J市演出时效果很好。但排练的第一天我就暴露了舞蹈底子差的“原型”，甚至连藏族舞中最基本的“三点步”都不会，于是根本无法与其他人合排。虽然大家对我还算客气，但眼神中流露的失望还是深深刺伤了我。用宋丹丹的“伤自尊了”来表达我那时的感受，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那天，我只好站在旁边看着别人排练，心中既失落又充满了羡慕。

晚饭后，我独自一人来到了连队的涝池（用来存放生活用水的人工坑）旁，趁着夜色摸索着练起了“三点步”，开始时由于记忆不清，总抓不住要领，但练着练着就找到了感觉，立时感到身体协调起来，再想想白天见的那些动作，竟也可以马马虎虎地串接起来，渐渐地在黑暗中就找到了自信。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启发：困难有时就是一层窗纸，需要的只是一点儿捅开它的勇气。

转天的事儿不说大家也可以想到，我给了人们一个惊喜。

后来，那台节目的演出非常成功，不仅下连队去巡演，而且还受到邀请，跑到离团部30多华里的县城剧院去演。剧院的条件比较好，不仅有了灯光，还有了地毯。那时，女演员们也有一个蒙族舞蹈，叫《快乐的挤奶姑娘》，男演员们就与她们“叫板”，比谁的舞蹈能够“返场”。舞蹈“返场”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它需要舞蹈能够引发台下的强烈共鸣，并激起经久不息的掌声。那晚由于较上了劲儿，我们演得都很卖力，男演员的藏族舞蹈先出场，在舞蹈的结尾，四个男演员由台后向台前舞，由于节奏很快，动作热烈，台上的地板被跺得轰轰作响，地毯上的尘土也飞扬起来，这无形中增添了舞蹈的气氛，于是迎来了台下一片雷鸣般的掌声。我们正要返场，团里的宣传干事却自己跑去拉上了大幕，并气冲冲地送来了三个字：“乱弹琴！”。当然，这也就断送了女演员舞蹈的返场机会。

演出回来的路上，大家坐在敞篷的卡车上意犹未尽，夜风吹在脸上分外清爽。我们对宣传干事强行拉幕的事还耿耿于怀，并追问他拉幕的原因。原来，他以为我们会把那个舞蹈重新再跳一遍，那确要耽搁很长时间。其实，演出前，我们早与乐队约好了返场的段落，并没有重跳的意思。

既使未返场，当然也要评个高低。宣传队的人自己评不算数，大家就请车上跟来的观众发表意见。观众自然也都不愿意表态，因为那两个舞蹈确实各有所长。于是，男演员们就开始争论哪个人跳得好了，女演员也参加了进来，大家说笑着、逗闹着，最终还是观众给出了结论：“第三个出场的人跳得最好！”，接下来是全车人的欢呼（当然也夹杂着起哄）——那第三个出场的人就是我。

在大家的欢呼声中，我品尝到了快乐，这是付出后得到的回报。从那时开始，我的表演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现在想起来，那时的人们都很单纯，相互间虽有竞争，但关系却很融洽。这也许就是现代商战中提倡的那种“竞合”精神，单纯的竞争只会两败俱伤，只有在合作的基础上去竞争，才可能得到“双赢”的结果。

后来，我在宣传队中接触的领域越来越多，由跳舞到说唱，由说唱到曲艺，由曲艺到独幕剧，样样都能凑数；干的工作也从演员到了编写，从编写到了“导演”，并且成了宣传队中重要的一员。那一年，有一个姓李的指导员调到宣传队工作，他向团里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XXX（指我）不能走！”。

我因此还深受感动，工作愈发卖力，这当然也是我一直没有离开宣传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