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戏弄是很失尊严的事，很多人一起被戏弄则是社会的悲哀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我所在的T市曾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受牵连的是很多稚气未脱的学生，不幸的是，那段往事竟成了我步入人生的第一次痛苦经历。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二个夏天，我考入了T市的Y中学。

这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重点中学，严谨的学风、优秀的师资、浓烈的学习氛围以及杰出的教学成果让投入她怀抱的人无不感到自豪。特别是她是当时T市少有的两所男校之一，校内都是清一色的男生，充满了阳刚与活力。

但初三开始后，学校的政治气氛渐渐浓烈。一向注重学习的校风有了某种改变，同学间被人为地区分开来，老师和辅导员将更多的热情投向了那些工农出身的同学，并催促他们尽快加入团的组织。于是，那些出身或家庭有某些“问题”，但品学兼优的同学则彻底失去了入团的希望。我在学校时一直担任班委，学习成绩也比较好。也是由于出身等原因，在那段时间常遭遇政治及情感上的冷淡。为此，我曾试着找过辅导员，才知道这是在贯彻党的“阶级路线”。

那时，原本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向城市蔓延，阶级斗争的气息不仅强烈而且已开始狂热。最早受到冲击的是那些华侨学生，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五、六十年代印度尼西亚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排华”时回国的。在国外，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曾饱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但回国后却仍未逃脱被冲击的命运。那时，批判他们的理由是“奇装异服”和那些不合国情的“生活方式”。后来，在学校的组织授意下，各个班级开始抓反动学生，并定出了指标。起初大家都很为难，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年龄只有十几岁的学生哪儿来的反动言行呢？但最终，班里还是有一个Q同学被“抓”了出来。他平时学习、纪律都不太好，父亲是个每月只拿0.17元定息的小资本家，而被批判的主要问题却是在晚间对谈恋爱的人们做出的一些恶作剧。

就这样，学校中原本浓厚的学习气氛逐渐被激进的政治运动所冲淡。

初三快毕业时，“上山下乡”的高潮再次掀起，不少同学都准备放弃升学机会，直接报名上山下乡。于是，学校提出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口号，动员大家先参加升学考试，听从祖国的挑选，并特别强调这是党的号召和组织的需要。由此，原本准备直接上山下乡的很多同学被不情愿地拉回了考场。大家明白，凭那时学校近乎百分之百的升学率，参加考试很难会有几个人落榜。

但结果却让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

那一年，Y中学的初中毕业生中有近四分之一的人落了榜。也就是说，在400多名应届学生中有近100人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

这种结果，使Y中学成了当时推行“阶级路线”最为激进的学校，在政治上捞得盆满钵溢的同时，也使人开始怀疑学校鼓噪“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用心。

学校发榜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班主任H比规定时间晚了很多才来，她先把大部分学生叫进了教室，并告诉我们其余10余名同学在外面等一下。大家相互观望着，猜不透留下来的原因。当教室里的同学分别拿着录取通知走掉后，班主任才把我们带到了她的教研室外。第一个被叫进屋的是班委T，第二个被叫到的是我。虽然从那个班委走出来的脸上我已经看到了不祥的征兆，但当班主任冷冰冰地通知我落榜时，我还是感到了突然。班主任有意回避了落榜的原因，但我知道那绝不是由于考试的成绩。事实上，这种结果早在填报升学志愿的时候就已经露出了端倪。

那年，每个毕业生可以填报8个志愿。学校中，凡学习不错的同学大都会选择本校作为第一志愿。在我即将把“本校”填入志愿表中时，一件事让我瞬间改变了主意。

班主任走到我前排的Z同学面前，忽然弯下腰，关切地问道：

“告诉老师，第一志愿填的哪里？”

“R中学”那个同学犹豫了一下才回答。

“改过来，填本校吧！”，班主任微笑着小声说。

“R中学都不一定考上呢，填本校行吗？” 那个同学怯怯地问。

“听老师的，填本校吧！” 班主任语气坚定,用手指在那个同学的课桌上有节奏地敲了两下，然后又将手放在了他的肩上，稍作停留才飘然离去。

那是一个出身贫苦的同学，他当时似乎刚刚加入团组织，尽管他的学习成绩很差，但仍得到老师的呵护和喜爱。

老师从我面前走过，却连头都没转过来。我看见那个同学在飞快地改动着志愿，我也没再犹豫，在第一志愿栏里果断地写下了“H大学附中”这个在当时也很不错的学校，我不想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学校的手中。但就是这样，也是过于天真了。

班主任通知我落榜后，接下来是一阵沉默。为了打破这种尴尬，她把落榜通知书递给了我，我简单看了一眼，在“录取结果”一栏中，赫然写着“录取名额已满”的字样，旁边加盖着“W市土木工程学校”的鲜红印章。我知道，这是我的第八个志愿校，当初填报新疆这样偏远的西部中专，我也只是在完成填报的程序、防备万一而已。而现在，竟连这样的学校都无法录取我？于是我又想到了前面的七个志愿校，怎么没留下一丝痕迹呢？疑惑中，唯一可以推定的是：学校可能有意压下了报名表，根本没有履行规定的报考程序！

班主任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开始单刀直入地问我今后的打算，我只说了四个字：“上山下乡”。

别的老师抬起头，送过来同情的目光。

父母知道结果后没再说什么，他们十分清楚当时的情况，也知道凭我的成绩考上第一志愿校并不困难。那时，我暗下决心，要离开这块伤心地，凭自己的努力到边疆后去开创新的未来。

于是，我与那些有着同样想法的同学，在同一天、踏上了同一辆西去的列车。

在这辆列车上，有我的9名同班同学，也有我的64名同届校友，这其中绝大部分是未能升学的落榜生。加之同年到新疆、内蒙、山西以及待业的众多同学，如此规模的失学率，在Y中学的校史上应当是空前绝后的了。

直到“四人帮”粉碎后，学校才开始拨乱反正。校长W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复苏教育的壮举曾被一时传为佳话。很多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教师重返了校园，报纸甚至不惜用整版的篇幅登载了某位同学写的报告文学，赞颂着W校长的功德。但就是这同一个人，在公元1965年的那些做法，却十分残酷地改变了很多优秀学子的命运，这些学子不会像老教师那样被重新请回校园，也无法因耽搁的青春而得到补偿。他们只能靠自己坚韧的拼搏，去找回做人的尊严，去重新赢得社会的尊重。

14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才知道，当初致使很多人落榜的罪魁，竟是一枚刻着“此人不宜录取”的印章。这个印章曾经留在了那些出身不好或家庭有问题的众多同学的档案中。其实，他们的命运在那时就已经被学校早早地决定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除了愕然，便是长久的无言。

当代历史就是这样给人们开了一个如此酸涩、卑劣的玩笑。

人们喜欢把很多美好的东西比做母亲，更喜欢把读过书的地方称作母校，于是就想当然地以为两者间便有了“母爱”这样伟大的情感。可是有多少人体会过，当你那样地爱着母亲并为她而自豪、而献身时，却突然发现她并不爱你，甚至遗弃你、进而出卖你的时候，那种孤独、那种委屈、那种无助、那种由心底产生的绝望与悲凉是怎样一种透骨的刺痛。

要知道，这种痛楚对于那些尚不谙世事的少年来说，来得太早，也显得太过沉重了！

   还应记住，这是曾经发生在那场被亿万人诅咒的文化浩劫之前的真实故事。

 （题图照片为博主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