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4日，初秋的清晨有了一丝凉意。
在天津东站，此时已人声鼎沸。站台上到处挂满了彩旗，“欢送应届毕业生参加边疆建设”的标语随处可见。一群群穿着绿军装、满脸稚气的身影在来回攒动。这是一支以天津应届初中毕业生为主体的队伍，正准备乘座413次专列，赶赴甘肃农建十一师支援边疆建设。
站台上弥漫着躁动、兴奋和伤感的气氛。要走的人们眼中流露着期待和茫然；送行的人们在做着最后的叮嘱，更多的家长则用泪水道别。广播喇叭中“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声与断续传来的哭声、锣鼓声组成了不和谐的音调。
此时，我也在这个即将开赴边疆的队伍中。前来送行的只有母亲和她的一个姓林的同事，这在全家都来送行的同学面前多少显得有些凄凉与孤单。那时，父亲正巧在北京出差，姐姐则在一年多前先去了甘肃生产建设兵团。由于她学习成绩特别优异，又是主动去街道报的名，在她的母校二十中学曾引起过轩然大波。她走的时候，母亲正生病住院，我又要上课，因此只有父亲一人去送她。而这次，只有母亲一人来送我，这真是一次历史的奇巧安排。那时弟弟刚上小学一年级，自然无法做什么，就是捆扎行李的事儿也是母亲单位姓冯的伯伯帮助打理的。现在想起来，我仍十分感激母亲的那些同事，在那个年代里，那种体贴和关怀体现着人性中十分美好的东西。同时我也佩服父母性格中的那种坚韧，要知道，两年中出去了两个孩子，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母亲没有等到列车开动，就和我道别了。她也许是怕耽搁了同事的工作，也许是不愿面对那最后的离别。而我则强忍着摆出一付“壮行”的姿态，故作轻松地和母亲告别。我至今记得母亲临走前的最后嘱托：“出去后可以喝一点酒，但千万别学抽烟，这是咱家的传统，你要给弟弟做个榜样！”于是，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抽烟，酒自然是喝不了的。
列车伴着一声长鸣终于开动了。站台上，广播喇叭突然放大了音量，再次播出了激昂的歌曲。车厢里不知谁在大声喊着：跟着唱！跟着唱！于是，大家就跟着广播使劲儿唱了起来。说实话，我始终未能记住当时唱的什么，那一刻，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了站台上，我在用眼睛极力搜寻着人群，希望母亲会在站台的某个角落注视着我的离开。但这个努力白费了，随着列车的开动，送行的人群开始骚动，很多人在跟着列车奔跑，站台上的哭声也大了起来。列车开动的越来越快，终于让那些跑着的人们停住了脚步，随后传来的是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唤，同学姐姐那满脸泪痕的面孔和喊声我至今记忆犹新。
当车站和亲人们逐渐从人们视野中消失时，车厢里的歌声也嘎然而止了。大家开始冷静下来，一种莫名的悲凉和酸楚突然从我的心底冒出，那一幕幕往事真的不堪回首……
1962年的夏天，我考入了天津市第一中学。
这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重点中学，严谨的学风、优秀的师资、浓烈的学习氛围以及杰出的教学成果让投入她怀抱的人无不感到自豪。特别是她是当时天津少有的两所男校之一，校内都是清一色的男生，充满了阳刚与活力。
但初三开始后情况有了变化，学校内的政治气氛渐渐浓烈。我隐约感到，一向注重学习的校风有了某种改变，学生不再被一视同仁地对待，老师和辅导员开始把目光和热情更多地投向了那些工农出身的同学，并主动催促他们加入团的组织。按照传统观念，品学兼优的同学本应优先得到团组织的重视和考查，因为入团是每个年轻人心中的梦想。但很多人的这个梦想，在当时都因出身或家庭的某些问题而彻底破碎了。
在校时我一直担任班委，学习成绩也比较好。父亲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被错划成右派，尽管在六十年代初已被摘掉了帽子，但那段历史仍像一个阴影，影响着全家和我的生活。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在毕业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时常遭遇政治及情感上的冷淡。为此，我曾试着找过辅导员，才知道那是在贯彻“党的阶级路线”。
那时，原本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向城市蔓延，学校中也开始学起了“四清”中的“双十条”和后来的“二十三条”，阶级斗争的气息愈加强烈。最早受到冲击的是那些华侨学生，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五、六十年代印尼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排华”时回国的。在国外，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曾饱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但回国后却仍未逃脱被冲击的命运。那时，批判他们的理由是“奇装异服”和那些不合国情的“生活方式”。后来，在学校的组织和授意下，各个班级开始抓反动学生，并定出了指标。起初大家都很为难，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学生哪儿来的反动言行呢？但最终，班里还是有一个姓齐的同学被“抓”了出来。他平时学习、纪律都不太好，父亲是个每月只拿0.17元定息的小资本家，而被批判的主要问题却是在晚间对谈恋爱的人们做出的一些恶作剧。
就这样，学校中原本浓厚的学习气氛逐渐被激进的政治运动所冲淡。
初三快毕业时，“上山下乡”的高潮再次掀起，在学校的鼓动下，不少同学都准备放弃升学机会，直接报名上山下乡。于是，学校又提出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口号，动员大家先参加升学考试，听从祖国的挑选，并特别强调这也是党的号召和组织的需要。由此，原本准备直接上山下乡的很多同学被不情愿地拉回了考场。大家明白，凭那时学校近乎百分之百的升学率，如果参加考试很难会有几个人落榜。
但结果却让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
那一年，天津一中的初中毕业生中有近四分之一的人落了榜。也就是说，在400多名应届学生中有近100人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
这种结果，使天津一中成了当时推行“阶级路线”最为激进的学校，在政治上捞得盆满钵溢的同时，也使人开始怀疑学校鼓噪“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初始用心。
我清楚记得发榜时的情景。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姓胡的班主任比规定时间晚了很多才来，她先把大部分学生叫进了教室，并告诉我和其他10余名同学在外面等一下。这时，我开始注意留下的人，其中有班长、学习委员和不少平时学习不错的同学，大家相互观望着，猜不透留下来的原因。当教室里的同学分别拿着录取通知走掉后，班主任才把我们带到了她的教研室外。第一个被叫进屋的是姓田的学习委员，我是第二个被叫到的。虽然从学习委员走出来的脸上我已经看到了不祥的征兆，但当班主任冷冰冰地通知我落榜时，我还是感到了突然。班主任有意回避了落榜的原因，但我知道那绝不是由于考试的成绩。事实上，这种结果早在填报升学志愿的时候就已经露出了端倪。
那年，每个毕业生可以填报8个志愿。学校中，凡学习不错的同学大都会选择本校作为第一志愿，我当然也不会例外。在我即将把“本校”填入志愿表中时，跟着发生的一件事让我瞬间改变了主意。
班主任走到我前排一个姓张的同学面前，忽然弯下腰，关切地问道：
“告诉老师，第一志愿填的哪里？”
“二十一中”那个同学犹豫了一下才回答。
“改过来，填本校吧！”，班主任微笑着小声说。
“二十一中都不一定考上呢，填本校行吗？” 那个同学怯怯地问。
“听老师的，填本校吧！”
班主任语气坚定,用手指在那个同学的课桌上有节奏地敲了两下，然后又将手放在了他的肩上，稍作停留才飘然离去。
那是一个出身贫苦的同学，他当时似乎刚刚加入团组织，尽管他的学习成绩很差，但仍得到老师的呵护和喜爱。
老师从我面前走过，却连头都没转过来。我看见那个同学在飞快地改动着志愿，我也没再犹豫，在第一志愿栏里果断地写下了“河北大学附中”（即现在的新华中学）这个在当时也很不错的学校，我不想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学校的手中。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就是这样的反应，在后来也被证明是过于天真了。
班主任通知我落榜后，接下来是一阵沉默。为了打破这种尴尬，她把落榜通知书递给了我，我简单看了一眼，在“录取结果”一栏中，赫然写着“录取名额已满”的字样，旁边加盖着“乌鲁木齐市土木工程学校”的鲜红印章。我知道，这是我的第八个志愿校，当初填报这样偏远的西部中专，我也只是在完成填报的程序、防备万一而已。对我来说，即便考上这个学校，也应当是最坏的打算了。而现在，竟然连这样的学校都不再接纳我？于是我又想到了前面的七个志愿校，怎么没留下一丝痕迹呢？疑惑中，我唯一想到的是：学校可能有意压下了报名表，根本没有履行规定的报考程序！
班主任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开始单刀直入地问我今后的打算，我只说了四个字：“上山下乡”。
别的老师抬起头，送过来同情的目光。
回家后，我把落榜的事儿如实告诉了父母，父母没再说什么，默默地接受了现实。他们十分清楚当时的情况，也知道凭我的成绩考上第一志愿校并不困难。那时，父亲所在的市政工程局正在筹建市政技校，可以安排职工中的应届毕业生优先入学。父亲向我提出了这个建议，我没有采纳。其实，当初我也是打算直接上山下乡的，后来在学校和家人的劝说下,才决定先去考学。现在既然落了榜，那么理所当然就应当选择上山下乡。我也暗下决心，要离开这块伤心地，到边疆后努力工作，去开创新的未来。
于是，我与那些有着同样想法的同学，在同一天、踏上了同一辆西去的列车。
在这辆列车上，有我的9名同班同学，也有我的64名同届校友，这其中绝大部分是未能升学的落榜生。加之同年到新疆、内蒙、山西以及待业的众多同学，如此规模的失学率，在天津一中的校史上应当是空前绝后的了。
直到“四人帮”粉碎后，学校才开始拨乱反正。校长韦力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复苏教育的壮举曾被一时传为佳话。很多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教师重返了校园，《天津日报》甚至不惜用整版的篇幅登载了某位同学写的报告文学，赞颂着韦力校长的功德。也许是文革的迫害与冲击最终唤起了这位校长的良知回归，但就是这同一个人，在1965年的那些做法，却十分残酷地改变了很多优秀学子的命运，无可回避地显现了他人性中阴暗的一面。这些学子不会像老教师那样被重新请回校园，也无法因耽搁的青春而得到补偿。他们只能靠自己坚韧的拼搏，去找回做人的尊严，去重新赢得社会的尊重。
14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当初致使很多人落榜的罪魁，竟是一枚刻着“此人不宜录取”的印章。这个印章曾经留在了那些出身不好或家庭有问题的众多同学的档案中。其实，他们的命运在那时就已经被学校早早地决定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除了愕然，便是长久的无言。
当代历史就是这样给人们开了一个如此酸涩、卑劣的玩笑。
人们喜欢把很多美好的东西比做母亲，更喜欢把读过书的地方称作母校，于是就想当然地以为两者间便有了“母爱”这样伟大的情感。可是有多少人体会过，当你那样地爱着母亲并为她而自豪、而献身时，却突然发现她并不爱你，甚至遗弃你、进而出卖你的时候，那种孤独、那种委屈、那种无助、那种由心底产生的绝望与悲凉是怎样一种透骨的刺痛。这种痛楚对于那些尚不谙世事的少年来说，来得太早，也显得太过沉重了！
沉重，太过沉重！
车轮和铁轨间沉重的辗轧声突然中断，列车停了下来，那是北京的丰台站。由于是加车，列车停在了远离站台的地方。
突然，有同学隔着几排座位在大声喊我:“你爸来了，正找你呢！”。
“什么?
真的？！”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搞懵了，急匆匆地跑过去，从开着的车窗中，远远地看见了父亲，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
父亲也看见了我，一丝笑容浮现在他的脸上，那是一种突觉轻松的表情。他踩着坑洼不平的路基疾步走来，站定后才抬起头，问了母亲送我和行李准备的情况，我一一做了回答。
父亲似乎放了心，又开始嘱咐我要好好工作、准备吃苦、多钻研些业务、长些志气之类的话，我默默地点着头。
窗外的天有些阴沉，由于空旷，风也稍稍大了起来。这时，父亲踮起脚把手中的一个纸包递给我。但少了站台，车窗与地面的距离陡然增大，我探出了大半个身子，才勉强接住了纸包。纸包里是一袋我平时最喜欢吃的花生米和几本农业技术书籍。父亲告诉我，书是他昨天下午特意去书店买的，而花生米则是早上费了好大劲儿才搞到的，那时的花生米可不像现在那么容易买到。我俯身望着父亲，在初秋的微风中，父亲比平时更显得削瘦了。这时，一种酸酸的感觉突然涌进了我的鼻子，眼眶也同时感到了湿润，我不再说话，父亲也开始沉默。那是既难熬又难过的时刻，我想让父亲离开，但父亲执意不肯。也许，此时他感到了某种难言的内疚，而我则非常清楚，在我们家人的血管中，始终流淌着率真、正直和爱国的热血。只是当时我无法去表达、无法用语言再去触及那块已经愈合的伤疤。
这种情感在我的心中长久地保留着，以至于文革中很多人向家中发出“最后通牒”时，我也没有跟着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
终于，这种难言的沉默被缓缓启动的车轮打破了。我挥手与父亲告别，眼神中是异样的坚定。我想让父亲知道，他的儿子长大了，可以坚强地面对一切。那天，我距自己16周岁的生日尚差整整的55天。
车开后，我去翻看那些书籍，那是几本农业技术丛书的分册，其中有蔬菜、小麦、玉米的栽植技术，还有一本农机方面的书。谁也不会料到，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书根本没有用场，大家无法去享受耕作的乐趣，而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破坏生态的拓荒造田、治理盐碱上，失误的决策和恶劣的环境逼迫人们去与天地争斗。
窗外，列车沿着冗长冰冷的轨道执著地向西奔去。
谁能想道，此后是五天四夜既有憧憬又显枯燥的旅途生活。
谁又能知道，此去却是整整十四年风云变幻的艰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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