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中午1点左右，在网上看到迟夙生转发杨名跨律师的微博，愤怒地控诉法院在当天上午9点40打电话给身在石家庄的他，通知边民案在下午公开宣判，才惊讶地得知边民案将于下午在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当时只看到宣判将于下午举行，于是在家门口坐了一辆黑摩的，10分钟后抵达位于滇池路的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此时迟夙生在网上说她和杨名跨这两位边民的辩护律师由于在外地开庭，都无法到场，希望昆明当地的网友能代她去旁听。于是我向安检处的法警提出，我代迟夙生律师来旁听。法警在查找当天所有的开庭计划后告诉我，并没有董如彬这个人。我于是又翻出杨名跨律师发的微博（因为微博上还有杨名跨接到法院电话的那个电话号码），法警依照电话拨通内线打过去，让我接听。我接过电话，电话那头的女声首先问我是谁，然后她表示代表律师旁听可以，但要律师给她们去电话。挂掉电话，我给迟夙生律师打电话，迟律师很生气，表示这种公开审判只要带着身份证登记一下就可以进去了。于是我用手机拨打那个号码，但却拨不通。于是又让法警帮我拨内线，拨通后我将迟律师的意见转达，对方告诉我，虽然是公开宣判，但由于案件特别重大，情况复杂，所以你懂的。
于是我开始走正规的申请旁听程序，问法警如何申请旁听，法警告诉我要先去什么市政法委，于是我接着问政法委的地址，他们却似乎不愿意告诉我，只是说我现在去申请恐怕来不及了。
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他们打电话给辩护律师的时候都已经差不多十点了，律师结束庭审发微博已经是中午，我第一时间看到微博坐车过来申请旁听，他们居然说来不及，那么有谁会“来得及”去申请旁听呢？
好吧，迟律师妥协了，打了电话给他们，不知道给他们施加了什么压力，他们于是主动给一直守候在安检大厅的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可以申请旁听了，让我把身份证拿去给他们复印。在等待身份证复印的漫长过程中，老霍和群里的小伙伴都来了，老边的女儿和久违的候总也出现了。聊了几句后，身份证还给了我们（估计对我进行了人肉搜索，搞清楚力量我的身份，然后上告到宣传部，宣传部又来责问报社：为什么你们派那么多记者去采访这么敏感的案件？我在和老霍等人愉快地聊天时，我不知道报社里因为我的个人行为又起了不小的波澜，在此向报社道歉。）旁听证拿来的时候，来者反复强调，这个证件是如何来之不易法庭又是如何人满为患，感觉像是春运的车票。老霍等人自然是进不去了。
我几乎是被法庭的工作人员押进了法庭，进去之后指示我在最后一排落座。法庭不大，但坐个6、70人不成问题。当然，幼稚的我当时不明白，还以为是工作人员的热情，直到他挨着我坐下我才觉得不对头。此时第二排有人发生了争执，我起身离座去查看情况，挨着我坐的工作人员有些惊慌地站起来问我干什么，我才彻底明白原来自己是被赤裸裸地监视了。第二排是老边的女儿和无法到场的杨名跨律师事务所的女助手，因为法庭不允许用手机拍照的问题和工作人员发生争执。除了他们两个之外，整个法庭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因为边民的很多朋友我都认识），落座的目测多为学生和农民打扮的人，还有一些和各种工作人员和法官谈笑风生的陌生人，貌似相识已久。但毕竟还有一些空位，我当即找到一位貌似领导的人交涉，表示还有想来旁听的人无法进入，既然有空座为何不发给他们旁听证？该领导一副公事公办的神情，但却明显不敢直视我的目光，躲躲闪闪的表示让他们去申请旁听证，我的旁听证是怎么来的就让他们去怎么申请。
我只能无奈坐下。不久开庭，没有公诉人没有原告没有辩护律师，只有三个法官孤独地坐在台上，边民被几名法警押着进来热闹地坐在台下。法官开始宣读冗长的判定书，我大概记得法官说的最多的内容是该案件由于事实清楚被告人的申诉不成立之类。当然，法官对于边民所诽谤为黑社会的黄四郎兄弟已经被曲靖那边抓起来的事实也肯定是认为不成立的咯。
宣判完毕，边民迅速被押下，法官收工，顺便叫住刚才还不承认其律师身份的杨律师助手，叫她把判定书带走。我这才知道原来唯一的一个律师助手也是和我一样拿着旁听证进来的……
上午通知下午开庭，无视要提前三天通知的法规，然后百般阻挠不发给旁听证，就算发给你了也要派专人监视你，法庭上没有公诉人没有原告没有律师，法官声称由于“事实清楚”所以不公开审理，但却又公开宣判以示公正……
那天和候总聊天，谈到当初审他的细节，提到不让睡觉的卑劣手段。我刚才看新闻联播，看到里面照例揭露美帝黑暗的时候提到在审讯犯人时不让睡觉，我忽然又想起了候总。
经历了边民宣判之后，不要再跟我讲什么他们还懂得哪怕一点点公平和正义了，因为他们连对待一个在网上写东西的只有几万粉丝的人都如此处心积虑和谎话连篇，这忽然让我明白了他们的无耻和脆弱。他们又多无耻，他们就有多脆弱，他们又多脆弱，他们就有多无耻。多么可怕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