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写作

9、《龙年档案》使您被称为“最会变脸的作家”，而《父亲嫌疑人》又是一次“变脸”，语言调侃，题材独特，融合文学、心理学、社会学，您的频频“变脸”是为什么，是刻意为之还是喜欢挑战、创新。

柯云路：关于写作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创作”。进一步说，就是“创新之作”。我从未刻意“变脸”。我只是一个喜欢挑战和创新的人，喜欢在多个领域和多种题材之间游走。我以为，创作的生命是自由，不要有框框，不要人为的限制自己，更不要重复自己。不要说某某人只能写什么样的东西。仅就创造而言，人生有无数可能。

当然，创新意味着风险，可能会遭到非议。不被人理解的时候，也不要紧。这是挑战和创新的必要代价。

10、您已经出版了二十部长篇小说，从《新星》到《东方的故事》，到《龙年档案》、《父亲嫌疑人》，这些作品中，您最看重哪几部，为什么？

柯云路：我从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出版二十部长篇小说，其中有《新星》这类社会性题材的作品，也有《父亲嫌疑人》这类在文体和语言上有所探索的作品。仅就小说而言，我自己最看重的恐怕是目前还未引起人们注意的几部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它们是《芙蓉国》、《蒙昧》、《牺牲》、《黑山堡纲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作为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一个作家，用文学的形式将它记录下来留给后人，是我的责任。

11、您曾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己是“边缘化作家”，但像《新星》、《龙年档案》都是主旋律作品，其他作品也是关注社会的作品，那么，怎样理解您的“边缘化作家”的称号呢？

柯云路：“边缘化作家”，是外界的一种说法。我的爱好比较广泛，除了纯文学的写作，还喜欢涉猎多个领域，比如《童话人格》，比如《情商启蒙》，比如那些曾经引起很大争议的对东方传统文化研究的作品。我不太在意对我的各种说法。我常常收到读者来信，告诉我他们从我的书得到过怎样的启发，有些还曾帮助他们渡过人生的低谷。这种反馈使我十分安慰。

至于你提到的《新星》和《龙年档案》这类作品时，也并非通常意义的主旋律作品。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两部作品的独特含义。

12、历史是无法回避的，我想读者也很想了解您那段有争议的关于东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写作。您现在可有话要对读者说？

柯云路：我从未想过要回避历史。我至今对东方传统文化保持着浓厚兴趣。多年来，我写了大量作品，至今保持身心健康，不能不说极大地受益于我对东方传统文化的研究。我始终认为，一个民族的产生、发展与兴盛离不开文化的哺育。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曾产生过灿烂辉煌的文化，作为本民族的知识分子，不应当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理当对这份遗产保持尊重和敬意。当然，继承并非全盘接受，其本身就含有批判的内容，否定糟粕，光大精华。

我常常收到读者来信，提出与你同样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走自己的路，寄希望于时间。

（半岛都市报   秦绪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