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很赞同这一点。贾平凹说过，您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我突然觉得他对您的这个评价就很有技巧，您认为如何？

柯云路：贾平凹就是一个讲话很有勇气又很有技巧的作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常常会在一些评论中看到，某个作品或某个作家又突破了某个禁区。在一个法制正在不断完善的社会环境中，讲不讲真话是品格和勇气的问题，而如何讲真话则是技巧问题。特别是一部作品，只有出版才能达到与读者交流的目的。中国有其特殊的出版环境，这特别需要训练作家讲真话的技巧，从另一方面说也保持着某种作品的张力。我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二十年前许多所谓突破性作品，现在看来很平常，如《班主任》、《伤痕》、《爱情的位置》等；相信今天一些突破性作品再过一些年也会被那时的读者认为很平常。这只表明了社会的进步。

记者：有位评论家在给鲁迅文学院的学生上课时曾说，现在的读者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麻木了，作家需要别出心裁给他们死死的掐一下。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柯云路：我觉得这位评论家的说法本身就属于别出新裁的一种说法，有点意思。

记者：您的写作速度很快，题材和内容却又千姿百态，请问您有时会不会同时进行几本书的写作呢？

柯云路：所谓写作速度快，只是因为几乎每天都坚持写作。作为一个作家，我的注意力是相当集中的。观察身边的人，任何一个写作者一天几千字的写作速度其实是没有问题的，难在写作中常常可能因写作以外的事分心。

我一般不同时进行几本书的写作。但一本书还没写完，下一本书的构思与准备就有所重叠的情况是有的。而这一本书还在修订，下一本书已经开始，这种情况也有。

记者：从您的作品上看，您各个时期的题材都各不相似，但您并没有改变自己对社会对人的关注，而您却用"边缘化"来界定您的作品，这如何理解呢？

柯云路：我不曾率先用"边缘化"来界定自己的作品，是出版界与媒体最新做出这样的界定，我觉得这样界定我的作品，大多还是符合实际的。　

不久前，我被某些媒体评为"最会变脸的作家"，我说我是变又不变，但根本的东西是不变的。我肯定还写重大社会、重大人性、重大历史题材，不是说我装样子，是我喜欢这个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叙述热情。有些事有些人可能津津乐道，但我没有兴趣。有些东西我有叙述热情。对作家来说，我觉得必须写自己有叙述热情的东西。如果没有叙述热情，两个人聊天都很尴尬，纯粹的应酬，很疲倦的。

对我来说，一个东西写成功了，再让我重复，一点兴趣都没有。写"文革"的五部小说，是五种叙述方式，每种都有变化，《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是一种方式，《黑山堡纲鉴》是一种方式，《牺牲》是一种方式，《蒙昧》是一种方式，形式上也在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就可以了，其宗就是你的本分。一个作家必须有万变的地方，又必须有不变的地方。

记者：历史是无法回避的，我想读者们也很想了解一下您那段最有争议关于东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写作经历。对于那段经历，您现在可有话要对读者说？

柯云路：我想说的是，东方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对东方文化的研究，我现在仍在进行，至于何时发表我的新见解，要看时机，另外，我认为东方传统文化的研究更多程度具有后现代的意义。

我想，人类永远要面对和认识未知的领域，切莫因噎废食。人的所知是很有限的，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并不清楚的，是需要慢慢明白的，人不要拒绝明白。我觉得这个世界最不好的愚昧就叫拒绝明白。医生也说，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拒绝治疗。我不拒绝明白，我觉得好的艺术家就要有能力感觉到一些别人感觉不到的东西，这要心态非常安静。作家艺术家要能非常安静地看待这个世界，世界不安静是正常的，但你要看清这个世界必须是安静的，在静极处世界的奥秘、生命的奥秘就会纷呈在你面前。

记者：您怎样看自己以前的作品？

我所有的作品都是我对世界的特殊感受，我的感受是不是符合大家的口味不知道。但我想如果有一个宽松的条件允许我继续讲个人感受我还会讲，宽度有多大我就讲多宽。我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允许我们自由发言，我以为学术不探讨是会死掉的。就像一条河，宽度大一些就可以冲出新的河床来。当然有些浪花就牺牲了，但人类就是这么拓荒的。

记者：我觉得要客观地评价一段有争议的历史是需要足够的时间距离的。对于发生在身边的事件，普通人是很难于置身事外，客观地来评判。影响判断力的还有潮流的大势，它往往会对某些个别的事物产生连带的偏差，比如，扫黄的时候，也会将个别谈恋爱的当作嫖娼的抓起来，您认为呢？

柯云路：你说，要客观地评价一段有争议的历史是需要足够的时间距离的，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历史的发展是否定之否定，而科学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在否定的基础上作出的新发现。如地球是圆的这一最普通的事实，对于几百年前的人类而言无疑是不可思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