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件聚焦：父亲转卖女儿房产，千万售房款被判返还

 

2001年，王先生与张女士登记结婚，2002年育有一女王丽（化名）。2007年，夫妻以女儿名义购买北京市海淀区一套房产（案涉房屋），登记在王丽名下。2016年，王先生与张女士离婚后，王丽由王先生抚养。同年，王先生利用监护人身份，以王丽代理人名义与自己签订赠与合同，将房产无偿过户至自己名下，随后以1160万元转卖。2023年，已成年的王丽查询房产时发现被转卖，遂起诉父亲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并赔偿1160万元损失。

王先生的理由是，王丽出国留学花费巨大，不得已卖掉房产，但是，法院却认定，王先生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其所说的，为了王丽留学支出。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赠与合同无效，王先生需赔偿1160万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

 

二、法律解析：监护人处置未成年人财产的边界与责任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监护人是否有权擅自处置未成年人名下房产？法律对此类行为的定性如何？法院判决依据三大法律逻辑。

 

1. 未成年人财产的法定保护：监护人职责的严格限制

 

根据《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本案中，王先生作为王丽的监护人，其处置房产的行为需满足“维护被监护人利益”这一前提。但法院查明：

 

  • 处置动机：王先生称“举债资助女儿留学，不得已卖房还债”，但未提供借款合同、转账记录等证据；

 

  • 处置结果：房产被无偿赠与王先生本人，后转卖获利，明显非为王丽利益；

 

  • 程序违法：王先生自行签署赠与合同，未征求王丽意见（当时未成年），亦未向法院申请特别程序批准。

 

法院认定，王先生的行为属于“擅自处分未成年人财产”，违反监护人法定职责。

 

2. 赠与合同的效力认定：无权代理与违背公序良俗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条件包括行为人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公序良俗。”

 

“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本案中，赠与合同存在双重瑕疵：  • 无权代理：王先生作为监护人，无权以被监护人名义与自己签订合同（自己代理），该行为需经被监护人同意或法院特别程序批准，否则无效；

 

  • 违背公序良俗：监护人利用身份优势，将未成年人财产转移至自身名下，损害未成年人权益，违背社会基本伦理。

 

法院据此认定赠与合同无效，王先生需返还售房款。

 

3. 损害赔偿的全面性：售房款与市场价值的双重保障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

 

本案中，王丽主张赔偿1160万元售房款，法院予以支持，理由包括：

 

  • 房产市场价值：售房款1160万元反映房产当时的市场价值，王先生需全额赔偿；

 

  • 未成年人权益优先：房产系王丽成长的重要物质保障，王先生的行为导致其失去住所，赔偿需覆盖实际损失。

 

三、社会反思：家庭财产处置中的伦理与法律冲突

 

本案折射出家庭财产处置中“情感信任”与“法律规范”的深刻矛盾，需从三方面反思。

 

1. 监护人制度的漏洞：身份优势下的权力滥用

 

实践中，部分监护人以“为子女好”为由，擅自处置未成年人财产（如卖房、投资），甚至将财产转移至自身名下。本案中，王先生利用抚养权优势，通过虚假赠与实现财产侵占，暴露出监护制度对权力约束的不足。法律需强化对监护人行为的监督，例如要求重大财产处置需经法院批准或第三方机构审核。

 

2. 父母赠与的“不可逆性”：财产权与亲权的边界

 

部分父母认为“赠与子女的财产可随时收回”，但法律明确，赠与合同一旦成立且无法定撤销事由（如欺诈、胁迫），赠与人不得随意撤销。尤其对未成年人赠与，法律更侧重保护其财产权，防止监护人利用身份优势反悔。本案判决传递了明确信号：父母对子女的财产赠与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因婚姻变动或个人需求随意撤销。

 

3. 公众认知的偏差：“为子女保管”不等于“可随意处置”

 

调查显示，超六成公众认为“父母有权处置子女名下财产”，这一认知与法律严重冲突。法律赋予监护人管理未成年人财产的权利，但严格限制其用途（仅限维护子女利益）。本案中，王先生将房产无偿赠与自己，明显超出“管理”范畴，属于侵权行为。公众需树立正确的财产权观念：未成年人财产独立于父母，监护人仅是“管理者”而非“所有者”。

 

四、延伸启示：如何合法处置未成年人财产？

 

本案为家庭财产处置提供了三点重要启示：

 

1. 重大处置需经法定程序：避免“自己代理”

 

监护人处置未成年人房产、大额存款等财产时，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 为未成年人利益（如医疗、教育必要支出）；

 

  • 经法院特别程序批准（如《民法典》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监护资格变更程序）；

 

  • 未成年人成年后同意（若处置时已成年）。

 

本案中，王先生未履行任何法定程序，导致合同无效。

 

2. 书面证据固定处置意图：防止事后争议

 

若监护人需处置未成年人财产，建议通过书面协议明确用途、金额及审批流程，并保留相关票据（如医疗费发票、教育合同）。例如，若为子女留学卖房，需提供留学机构合同、学费支付记录等证据，证明处置的必要性。

 

3. 定期公示财产状况：接受第三方监督

 

监护人可定期向其他近亲属或社区机构公示未成年人财产管理情况，避免“暗箱操作”。部分地区已试点“未成年人财产监管账户”，由银行或公证机构监督资金使用，可有效防范侵权风险。

 

五、结语：法律守护未成年人财产权，也划定家庭伦理底线

我国传统观念，父母给子女的财产可以随意支配，赠与子女的财产也可以随时收回。但是，越来越的子女不接受这样的财产处理方式，许多父母子女的财产纠纷案件发生了。现代社会，家庭财产和成员法律权益越来越明确化，每个人都要树立大额财产处理法律化思维，避免引起家庭成员法律纠纷。

北京海淀这起千万房产转卖案，以终审判决明确了监护人处置未成年人财产的严格边界。它提醒我们：家庭财产处置需以法律为准绳，以伦理为底线，既不可将未成年人财产视为“家庭共有资源”，也需通过程序正义保障其权益。唯有如此，才能让“赠与”真正成为爱的表达，而非侵权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