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27岁女子王某雅在家门口被残忍杀害的事件，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强烈讨论。当人们纷纷谴责凶手的残暴行为时，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浮出水面——凶手竟是一名35岁的精神异常女子。这一情况让死者家属情感崩溃，也引发了公众对法律中精神病人刑事责任划分的深刻质疑。

案件回顾

2024年6月9日中午1时左右，在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红光街道中航城小区，27岁的海归女留学生王某雅独自在家休息。这时，35岁的精神异常女子梁某某不停地敲打着她的房门。王某雅向物业公司求助，物业公司派了一名60多岁的保安到场，但保安并未能将梁某某带走。王某雅无奈之下打开房门与梁某某理论，双方发生争吵。突然，梁某某掏出水果刀，对王某雅实施了疯狂的攻击。保安未能阻止梁某某的暴行，只能选择报警。而王某雅在身中十刀后，倒在地上，120急救医生现场抢救无效，宣布其死亡。

法医鉴定结果显示，被害人王某雅因被他人用单刃锐器刺击左胸部，导致左肺破裂致急性大失血死亡。而梁某某右侧鼻骨及上颌骨额突骨折，构成轻伤二级。同时，梁某某被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对其2024年6月9日的违法行为评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法律困境

根据《刑法》的规定，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是无法判处死刑的。这一规定让王某雅的家属感到无法接受，他们质疑梁某某随身携带水果刀、故意敲门滋事的行为，认为其思路清晰，是有目的的故意杀人，希望法院能判处梁某某死刑。

而网友们则对现有法律中精神病人刑事责任划分提出了更广泛的质疑。他们怀疑，这一规定是否成为了某些人逃避法律责任的法律漏洞。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暴力犯罪案件中，凶手以精神病人为借口，企图逃避法律的严惩。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人口基数大，精神病人数数量庞大，过分的追究精神病人的法律责任有违伦理道德。实际上如何管理好庞大的精神病人群是社会需要思考和努力的。

社会观点

一些网友认为，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精神异常人员，他们在不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能够独立生活，甚至在家长或亲友的监护下从事一些劳动。然而，一旦发病，他们可能变得脾气暴躁，容易损害财物和伤人。对于这种能够独立活动的精神异常人士，如果他们的父母或监护人不经常在身边，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伤害的，父母应当承担监护不力的刑事责任。但遗憾的是，现行的法律中缺少对父母监护刑事责任的具体规定。

同时，对于那些无法独立生活的完全精神病人，他们应当时刻在父母或监护人的看管下。否则，一旦出现任何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损害的事件，父母都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界定难题

如何界定一个人在平时看似正常，但在暴力犯罪时却声称精神异常呢？仅凭法医的主观判断是否科学？谁也无法说清楚一个平时正常的人，在突然发疯暴力攻击他人时，究竟是精神病发作还是故意为之。

资源与权益的权衡

人们不禁要问，保护精神病人与保护正常人究竟孰轻孰重？精神病人往往无法独立生活，需要父母照看，消耗大量社会资源。而正常人则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和贡献，即使是普通的种田、工厂劳动，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相比之下，精神病人又为社会做了什么贡献呢？反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赡养他们。但是，精神病人的抚养、赡养多数情况下是父母承担责任，一旦父母不再，精神病人没有人监护，容易造成社会伤害事件，同时，一些经济困难家庭，没有能力治疗和看护精神病人，造成精神病人在社会上造成人身伤害事件。

当精神病人发病造成他人重伤和死亡时，他们能否和正常人一样承担刑事责任呢？从资源消耗的角度来看，对精神病人故意杀人的案件判处死刑，或许是一种节省资源的方式。如果不追究精神病人杀人案中的死刑责任，就可能放任精神病人继续危害社会，消耗更多的社会资源。或许社会投入更多的资源解决好精神病人的看护、管理才是避免精神病人伤害他人的防范措施。

法律与科学的悖论

现有法律过分强调保护精神病人的权益，但实际上存在科学和法律上的悖论。站在保护正常人人身财产权益的角度，严惩精神病人犯罪，或者避免一些人利用精神病法律漏洞逃避法律责任，对那些间歇性精神病人、平时精神状态良好人员实施的暴力犯罪案件判处死刑，或许是必要的。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过分的苛责精神病人，可能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生活中，人们常常把精神病人视为儿童，并告诫他人，不要和精神病人计较。

警示与防范

这起案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在面临精神异常人士的调戏时，要提高防范和警惕意识。不要与其争执，而是要及时反击和自卫，第一时间报警，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自身安全。

总之，精神病人是否是免死金牌的问题，涉及到法律、伦理、社会资源等多个方面的复杂考量。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思考和探讨这一问题，以寻求更加公正、合理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