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储蓄率断崖式下跌，负债率逐年攀升，引起了监管层和财经界高度关注。有关方面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储蓄率从2000年的35.6％飙升至2008年的51.8％。2019年，国内的储蓄率达到了45%。除高房价和汽车消费消耗了大量居民储蓄外，年轻人超前消费是造成年轻人负债率飙升的主要原因，网传的数据显示很多年轻人负债高达人均13万元。这不能不引起整个社会的焦虑。如何减少年轻人不断增加的负债，增加收入是紧迫的现实问题。

高房价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现阶段各类矛盾冲突的焦点问题。比如社会上大量单身男女不婚，俗称剩男剩女，表面看是一个个人生活的情感问题。实际上，核心的问题是经济收入不足以之处高房价和抚养孩子等成本造成的生活焦虑。在中国家庭财产比重中，房产占到了80%左右的财富比重。买房子基本上耗尽普通劳动者家庭收入全部和二三十年的未来劳动成果。所以，房地产价格能不能降低在一个较低水平，让房产在中国家庭财富比重中占到50%以下的比重，是增加居民实际财富收入的重要举措。

很多人把信用消费，透支消费等超前消费模式视为过度消费，削弱了年轻人和劳动者积累财富的能力。这个观点很奇葩，如果这些超前消费没有买房，买奢侈品，而是用在了家庭日常工作消费生活上，那就是必须消费。必须消费怎么成了过度消费呢？应该反思的是，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多人不得不通过信用卡透支，支付宝花呗透支，网络平台消费借贷等方式进行生活必需品消费。

很显然，现实的就业和劳动收入无法保障劳动者正常生活开支，又得不到其他收入来源。年轻劳动者只能通过高利息借贷来勉强维持。这样造成了很多年轻人，中青年因为逾期还款承担了高额罚息滞纳金，还有上了不良征信记录。少数人甚至陷入恶性循环成为“老赖”。

中美贸易战以来，又赶上了“新冠状病毒肺炎”，很多经济行业收到较大冲击。部分劳动者收入下降迅速，且呈持续状态。究竟新冠肺炎什么时候结束，还无准确时间表。一些储蓄存款会被消耗掉，相当多的劳动者通过银行信用借贷，网络贷款等透支式消费的情况还会持续加深发展。为了让广大的中低收入者度过疫情期间难关，监管方面应当对居民消费贷款利率进行大幅度降低，严格限定信用卡，网络贷款，民间借贷等复合利率不超过10%最高上限。

应立法明确疫情期间及疫情结束后一年内，个人和企业短暂的逾期还贷，事后承担违约责任和罚息后，不记录征信系统的规定。现在银行和公共服务行业，动辄将公民轻微的逾期还款，缴纳水电等公共服务费行为，上报征信系统，这实际上是阻止了这部分轻微逾期公民的经济恢复能力，造成次生灾害。

绝不能让轻微的逾期还款，缴纳公共服务费成为不良征信记录，影响公民创业创造财富。尤其是在疫情情况下，居民普遍面临就业和收入增加挑战。不良征信记录应当是那些欠债数额较大，有偿还能力，经过司法执行程序等人，而不是轻微的逾期还款后承担违约责任的公民。

储蓄率断崖式下降，负债率攀升，不单纯是年轻朝前透支消费，而是国内高房价长期持续，世界经济变局和新冠疫情影响下，国际贸易和国内生产调整面临的严峻挑战。有条件的地区，要适时的为中低收入者发放疫情生活补助。扩大就业，消除劳动者创业，创造财富的各种壁垒，大幅度降低银行个人贷款利率，严格限制各种高利息借贷，是增加劳动者财富的当务之急。相信做到这几点，劳动者收入能够逐渐进入上升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