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为何要曹寅校刊《全唐诗》

《全唐诗》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奉康熙皇帝的旨意主持校刊的，这在中国文艺典籍史上是一件大事。那么，当时康熙为什么要曹寅校刊《全唐诗》呢？

首先，是因为当时康熙皇帝在武功上已经十分显赫，就还想在文治上也大有作为。康熙帝登基执政以后，于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1683年出兵攻克台湾，1690年至1697年三征葛尔丹并获得成功，在征伐武功上获得极大的成功。这位皇爷当然知道“文治武功”是帝业的全行，光有武功不行，还得在文治上有大手笔，于是把刊刻全唐诗列为重点项目之一。1705年4月12日，康熙帝在第五次南巡至苏州时，向曹寅传达了刊刻《全唐诗》的旨意。

其次，是这位皇爷已经意识到，作为满族统治者，要真正据有入主中原、统治帝国的“合法性“，光靠军队攻城略地不能使人臣伏，光靠杀人剃头也不能征服人心，还必须在文化上得到认同。

所以，他一再表示了要对汉学儒术加以尊重，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帝亲自“诣先师庙，入大成门，行九叩礼，诣孔林墓前酹酒，书‘万世师表’额。留曲柄黄盖。赐衍圣公孔毓埏以次日讲诸经各一。”二十四年三月，他又“撰孔子庙碑文成，亲书立碑。重修赋役全书。”二十五年八月“诏天下学宫崇祀先儒。庚辰，诏增孔林地十一顷有奇，从衍圣公孔毓埏请也，除其赋。”

与此同时，康熙开始重视文化典籍，除了要曹寅刊刻《全唐诗》外，四十三年（1704年）张玉书、陈廷敬、李光地等七十六人还奉敕编撰《佩文韵府》。康熙四十四年，著名画家王原祁被提升为翰林院侍学土，奉命担任《佩文斋书画谱》编纂官和《万寿盛典》总裁官，与孙岳颁、宋骏业、王铨等人共同编写大型书画书籍《佩文斋书画谱》100卷。

第三，作为充当满清皇室家奴的汉人，曹寅既是政治密探，又是文化特工。曹寅以正白旗包衣而被任命为江南织造和盐政，还暗中负有以密折向皇帝报告政治文化秘密的任务，他利用原本是汉族的身份，笼络（暗中监视）汉族文化人士很有成效，让曹寅来主持校刊《全唐诗》，就可以更好地扩大在文化界的政治影响，笼络人心。

康熙十七年正月，康熙下诏举行博学鸿儒科考试，曹寅当时二十三岁，在京任銮仪卫治仪正，曾参与考试接待事宜，与各省著名学者傅山、顾景星、邵长蘅、李因笃、汪琬、陈维崧、施闰章、阎若璩、尤侗、朱彝尊、姜宸英、毛奇龄、毛际可等人都建立了较深的感情和友谊，其中大多数人在曹寅任织造之后仍与其保持密切联系。特别是他与朱彝尊以及陈维菘，并过往甚密，而在刊刻《全唐诗》的时候曹寅就获得了他们很大的帮助。康熙二十三年五月，曹玺去世，曹寅南下奔丧，在江宁逗留一年，与一些遗民有密切交往。由于曹寅又是明遗民顾景星之甥，因而在南北两地都受到推崇，很快为遗民和汉族上层知识分子认同。曹寅任织造之后，与江南人士的交游更加广泛。有人统计，与曹寅有诗文交往者约二百人，其中有当时极有影响的知名人士。曹寅与明朝遗民及江南上层知识分子的诗酒流连，正是为康熙皇帝笼络士子、磨灭其反清意识的政治决策效力。

第四，曹寅本身也具有深厚的文化教养，曹寅喜好文艺，又爱好藏书，他精通诗词、戏曲和书法，他的代表作有《楝亭诗钞》、《楝亭词钞》等，曹寅成为主持东南风雅、众望所归的人物，在江南地区享有较高的声誉。正是由于曹寅的特殊身份和表现出的文学才华，才使得康熙帝决定将刊刻《全唐诗》的任务交托于他。

从客观上讲，《全唐诗》将有唐一代诗歌汇为一帙，这部“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 共计900卷的巨著，是唐诗传存的主要历史文献，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莫大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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