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仁义与仁政的关系：君臣怀仁义是起点，国家推行仁政是前提，才会有百姓行于仁义的结果

4.1、君臣去仁义，国家无仁政，百姓因以怀利相接，国亡无日；君臣怀仁义，国家才能行仁政，百姓因以怀义相接，则为王天下之资也：

“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是说如果人人心中只怀私利，必皆只顾于己而取于人：君使臣、父使子、上使下皆以利驱，臣事君、子事父、下事上皆邀利而动，则人人必顾私而废公、重利而轻责，如此，民如散沙，国为虚邑（人类社会就与自然界无异）。如果人人心怀仁义相接，则凡于利于害皆能推己及人（而秉持中适）：上使下皆以仁爱为义，下事上也必以忠敬为节，如此，则人人笃义而奉公、重德而守责，“民如子弟”、“邦如父母”（人心凝聚，国如一家），此王天下之资也。可见，人与人凡事相接，必有德而后有信，必有信而后不疑，故君子能率民兴邦、化行荒裔；苟失其德，则相疑即起，于是虽骨肉亦生衅、顾左右皆仇敌。此亦孔子曰“无信不立”，而欧阳修言“小人无朋”者也。

还须清晰一下利与义的概念表述。诚然，无论是率笃仁义以求仁人达己，还是是非应辨仁义之远大者而遵,等等，都是不为眼前之利所惑，而致力于长远稳定之大利，但须注意的是，儒家所称的大利与小利，虽同以“利”字言之，却是完全相悖的两种内涵事物（与通常量级意义上的大小有本质区别，其源自两种背道而驰的价值观所构筑的秩序规则），一个是立足社会与长远的产物，一个是聚焦个体及眼前的产物；大利不是小利之和，积小利不仅不可能渐成大利，且愈发毁伤大利；小利也非大利之分 ，越趋大利则越须舍弃小利，故曰“小利，大利之残也”。同时，大利、小利也并非分别指国家、个体之利，个体之利只要贯行了个体应守之中适而得，就属大利，无论数量大小（即以恪守社会性秩序规范所追求的个体之利。法律之定分，亦以中适为原则）；国家之利如若违背了国家应笃的中适原则而取，则仍是小利（亦即以个体性主导思行所追求的国家之利）。所以，若以为都是利，只是小大不同而已，则就将大利、小利归于同类内涵（数量内涵的大小之别），如万元与十元，或大河与小河，这就落入了权变仁义者的陷阱。因此，为了厘清这两个相悖的内涵，先哲著述（及本书）对儒家所谓大利，则多以义称之（除非特别指明大利、长远之利等），遂成义、利之别。这是立足完全相悖的两种秩序规则，对小利、大利的更准确表述，以此也可进一步清晰怀利与怀义的概念。小到一家之内、邻里之间的个人彼此是怀义相接还是怀利相接，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国家彼此是价值观交往抑或利益交往，都是这两种相悖秩序规则的践行体现，结果也必然产生追求大利、小利之异，亦即守义、逐利之别。

4.2、仁义虽源于人性，为易生之物，但没有国家仁政的大环境，普通百姓仅靠自萌是不可普及和持久的，而最终只会去仁逐利，所以，君臣怀仁义是起点，国家推行仁政是前提，百姓行于仁义是结果，如此，社会才能和谐，故孟子曰：“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怀义相接”是仁政下制令、政举以至凡事的逻辑根本，也就是遵仁爱之德，并以并育不害的中适之道行之，其间贯以教化、引导，使民久笃而就化，就可实现国、民利益统一而非对立，在细节措施得当之下，如此，人心的凝聚归一，物力稳定提升，国力自强（当然需要细节措施的推行落地）。怀义相接的本质是彼此皆以求仁义之远大、中适之深广是笃，而不为眼前之利、一己之荣所左右，遂使国家、万民得长远之利、获累世之安。神爵初，先零羌叛，赵充国奉诏征讨。充国先把讨伐目标对准首恶先零羌，而怀柔被先零胁从的、开诸小羌，“计欲以威信招降、开及劫略者，解散虏谋”，其后遂多得其助。然而时宣帝却欲大举速决；且酒泉太守辛武贤献策合武威、张掖、酒泉所屯郡兵万骑，“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开在鲜水上者”，以为先破、开，而后可图击先零也。宣帝下其书予充国，令博议。充国以为武贤之策非计且“有伤危之忧”，又言：“武威县、张掖日勒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与羌有谋，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张掖、酒泉以绝西域，其郡兵尤不可发”，仍以先击先零而缓、开为万全。天子下充国书廷议，“公卿议者咸以为先零兵盛，而负、开之助，不先破、开，则先零未可图也”。

是以“上乃拜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即拜酒泉太守武贤为破羌将军，赐玺书嘉纳其册”，并敕书责让充国缓击、开之策，曰：「将军计欲至正月乃击羌，羌人当获麦，已远其妻子，精兵万人欲为酒泉、敦煌寇。边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张掖以东粟石百余，刍槁束数十。转输并起，百姓烦扰。将军将万余之众，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欲至冬，虏皆当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寒，手足皲瘃，宁有利哉？将军不念中国之费，欲以岁数而胜微，将军谁不乐此者！」”

充国既得让，以为将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国家；乃上书谢罪，因陈兵利害，曰：“先零羌杨玉将骑四千及煎巩骑五千，阻石山木，候便为寇，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击，释有罪，诛亡辜，起一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发之行攻，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臣愚以为不便。先零羌虏欲为背畔，故与、开解仇结约，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汉兵至而、开背之也。臣愚以为其计常欲先赴、开之急，以坚其约，先击羌，先零必助之。今虏马肥，粮食方饶，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羌，坚其约，合其党。虏交坚党合，精兵二万余人，迫胁诸小种，附着者稍众，莫须之属不轻得离也。如是，虏兵寝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繇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臣位至上卿，爵为列侯，犬马之齿七十六，为明诏填沟壑，死骨不朽，亡所顾念，独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已，则、开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先零已诛而、开不服，涉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又其时也”。书上，宣帝玺书报从充国计焉。

于是充国引兵击先零，却“徐行驱之”，遂使先零反虏被杀者少，投降者众。未几，“羌降者万余人矣，充国度其必坏，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奏书未上，帝催促进兵玺书又至，且“诏破羌将军（辛武贤）诣屯所，为将军副”；充国子中郎将卬惧，使客谏曰：「诚令兵出，破军杀将以倾国家，将军守之可也。即利与病，又何足争？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充国叹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知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为忠言。」可见，充国所注重的并非羌虏，而是西北整体戎狄格局对汉的利害变化；稍有不慎，就会使匈奴、西域乘势，危害张掖、酒泉诸郡，使国家兵戈长久不息。所以，充国才怀义分化诸羌，以使当前的戎狄格局向着有利汉朝的方向发展。

但方向仍须落实到具体的可行措施上才可实现。充国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难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变，相因并起，为明主忧，诚非素定庙胜之册。…计度临羌东至浩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坏败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万余枚，皆在水次。愿罢骑兵，留驰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史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治湟狭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人二十亩。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倅马什二，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畜，省大费”。

宣帝报曰：「言欲罢骑兵万人留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

充国上状曰：“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草，愁子寄托远遁，骨肉心离，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具也”。

帝复责让充国曰：「兵决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谓今冬邪？谓何时也？将军独不计虏闻兵颇罢，且丁壮相聚，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复杀略人民，将何以止之？」

充国奏曰：“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陈汤尝言“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可知当时汉兵之强）。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为堑垒木樵，校联不绝，便兵弩，饬斗具。烽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臣愚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骑兵虽罢，虏见万人留田为必禽之具，其土崩归德，宜不久矣。从今尽三月，虏马赢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中，远涉河山而来为寇。又见屯田之士精兵万人，终不敢复将其累重还归故地。是臣之愚计，所以度虏且必瓦解其处，不战而自破之册也。…即今同是而释坐胜之道，从乘危之势，往终不见利，空内自罢敝，贬重而自损，非所以视蛮夷也。又大兵一出，还不可复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复发也。且匈奴不可不备，乌桓不可不忧。今久转运烦费，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为不便。…臣窃自惟念，奉诏出塞，引军远击，穷天子之精兵，散车甲于山野，虽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后咎余责，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上于是报充国曰：「皇帝问后将军，上书言羌虏可胜之道，今听将军，将军计善。」”赵充国对羌怀仁而持中适，故所料无不中，所备靡不实，遂得道多助，以万余兵足以平数万羌虏，降化为良；以不可胜之势足以守武威、张掖通谷水草之地，使匈奴不敢觊觎。是以和向化之近胡，共御凶暴之远戎，故能不断拓展融夷版图。而汉朝君臣上下怀义相接，不以一身荣辱为图，唯以国家长功是念，则是充国敢抗旨而陈远略、宣帝废前命而转听从的取舍准绳，遂有西汉中兴之盛。

而“怀利相接”，必以用为则、唯利是趋；其害在于由上之不肖性带动，而引发万民之不肖性泛起之后的相冲相伤与前途莫测，人人唯欲于眼前，皆不视远，这样的国家孰知其未来？怀利者主以个体性思维模式，以为凡事皆以利趋（什么都可以买到，只是出价高低而已），遂与人皆怀利相接，却不知当周边都是怀利之徒时，不仅淆乱是非、忠奸莫辨，而且自己也会成为怀利者觊觎的猎物，诸如赵高杀胡亥、宇文化及杀杨广、王继宏杀高唐英，非胡亥、杨广、唐英对赵高、化及、继宏恩赏不厚也（胡亥、杨广、唐英以为厚赏重信下属赵高、化及、继宏，会使其忠诚图报而不叛，却不知这仍需要下属持怀义相接的理念作为支撑，如豫让之报智伯；若下属怀利相接，哪会有忠诚可言？只会权获利大小而为取舍，遂使财富越多、权力越大者，越易成为猎物），而是赵高之辈认为取而代之的利益更大，不仅拥有其财，还能拥有其权，然而赵高之辈终也难逃同样的命运（这是动物界的丛林法则，动物族群首领会因各种不测因素而被取代，新首领也一样）。历史与现实中，总不乏笃信并四处滋蔓力诈可以长久、权钱无所不能之类的怀利秩序理念者（如什么都可以买到，只是出价高低而已），却期望以厚恩善遇自己身边人，使身边人感恩图报并时刻贯行重情重义的忠诚奉献之怀义秩序规范，且须藉这种怀义秩序的有效而得安荣，这是既可笑又可悲的南辕北辙之大惑（如前论施仁目的之广狭，若重情重义而常怀感恩忠诚之心，就不可能是唯利是图之辈，则必然以被逐利丧义之道所驱使为耻，故其忠诚不会稳定；如果甘心于逐利丧义的同流合污，就绝非笃义守德的重情重义之人，你恐怕要时时提防）！所施与所欲背道而驰的原因，在于唯个体性思维之下，所施予于人、所欲求于人皆贯以尽私之道，故必然相悖逆（从中不难看出，欲求先施、不欲勿施原则的重要），如此，又安得不陷入莫测多舛之危灾？以此焉能成就强大，无论是一国、一家还是一团体？都只能自损于内耗而虚弱不堪，故孟子有“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足以为怀利者戒。昔者，城濮之战，文公召咎犯而问曰：“楚众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於文，繁战之君，不足於诈。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足败楚人。反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疑惑，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以用为则、唯利是趋之可用，仅是一时却敌之权谋；尊贤尚德、明道能笃，则是长远培基之根本，更是使权谋得以奏效的支撑。一时之权谋，必依托凝心聚力、根本强壮的秩序基干，才可能发挥功效；倘若依托于唯利是趋的乌合散沙，则任何权谋都难逃莫测之变，其结果无不南辕北辙。此晋文明识本末者也（很多人只注重寻求所谓善谋良策，却不知培护让善谋良策发挥功效的基础，论之都是不识本末、重术轻德的表现，不仅无以长远，且难逃朝夕之败），所谓“兵以正合，战以奇胜”，历代衰世术谋未必少于盛世，但由于缺乏“正合”，也就难有“奇胜”了，故曰：“成乎诈，其成毁，其胜败”。以上不难看出，所谓权谋并非仅从利益出发。首先，权谋必以能群为方向，只有更能促进人心凝聚、上下和谐的权谋，才能对所经营的事业起正向作用，此光武帝理乱之权谋也，其权谋之用在乱世之下，能促使仁义之笃更广更精的规划与普及，遂复天下于一统又开累世之太平；倘若权谋以图私为方向，则对其事业终必起反向作用，如更始帝、隗嚣辈之权谋，其权谋之用只为一己地位之巩固而丧笃德义，遂使上下生怨而失能群之和，眼前之小获必致明日之大失。其次，权谋若能发挥作用则需有秩序基础，故晋文用咎犯之言败楚于城濮，反而为赏，雍季在上，遂成春秋霸主；培护德道秩序基干的健康强壮，正是让权谋得以奏效的基础支撑；若如宋、明末世之用兵，善谋之将帅不可谓少，然上下否隔、人人为己，遇敌即溃、临难必奔，又如何能使权谋发挥功效？这也揭示了儒家以德为智之宗、道作术之帅引领选拔秩序的原因，德者立纲、贤者制目，使纲目既彰之下，才是智者为之谋、能者展其用的层次（核心都是说，以源自人性贤本的能群之德指导和规范使谋用智的方向，无论对国、对家、对身都是最经于长远之道，更是使人类智慧造福全民、强盛家国之途）。

南宋宁宗时，韩侂胄欲“立盖世功名以自固”，既而辛弃疾“言敌国必乱必亡，愿属元老大臣预为应变计”，毛自知“言当乘机以定中原”，遂有开禧北伐，未几诸路尽溃、巴蜀震荡，以致丧师辱国、国力更屈；显然诸公只见敌乱亡之征，却不见我之丧乱更甚于敌（所谓只见其利不见其害的德小智浅）。这种凡事只见其利、不见其祸的思维方式源于怀利相接的价值观取向。至侂胄死，宁宗谕大臣曰：“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虽有利弊之比，然仍是怀利之言。

同时，自“大元兵破中都，金主窜汴，赋敛益横，遗民保岩阻思乱”，山东之民啸聚蜂起，金遣将弹压，多有剪灭；至嘉定中期，纷纷归附宋廷，李全即其中势力最大者。然因这些所谓归附者多只为钱粮、趋利而来，不仅罕遵号令、内讧相吞，且荼毒百姓、劫掠商旅，至有“养北贼戕淮民”之说；而宋廷亦图借其力恢复北疆，是以所遣制帅姑息放纵而不知节，终使双方的怀利相接演变成内乱。先是首任制置使贾涉隐忍其欺诈而不敢为惩，以至威迫折辱而求去。次任制使许国急求功利而自以为是，不仅恕原其罪,反因未免其拜而每每屈抚，身中李全试探朝廷之计，尤不自知，遂使全等愈发自重；宝庆元年，至生楚州叛乱，被逐身死，且险些波及扬州。观宋帅用人，不仅对归附诸将忠奸莫辨，以至彭义斌、赵邦永等义士未受重用，而夏全、刘全、刘庆福、王文信等奸小屡得要任，就连帅府幕僚亦多趋利之辈，遂使全等以货贿侦知制府动向，而制帅虽知其狡，却既无御将之力，又难豫其谋。而归附兵将则皆不以朝廷是赖，何也？因其所观宋政、民生及官风，而以朝廷为不足恃也。是以季先死后，其党不奉调令而自迎石珪统帅；石珪降蒙元后，复归彭义斌麾下；至义斌与蒙元战青州捐躯后，诸属不得已又归附李全，使全势又增。三任阃帅徐晞稷比于许国，更加懦弱，许国是自大无知，晞稷则是故意恕恶放纵，二人的功利之求又皆成促乱之源；而朝廷至此还不加诘责，仍屈抚李全，不仅不追楚州叛乱所夺守军数万战马、军器，还增给其军器以至战舰（晞稷作为阃帅，其养患深疾之能何其大哉！），于是归附诸军愈加清晰利诱要挟是对付宋廷最好方法（朝廷上下皆不及归附义士彭义斌知义有勇）。但另一方面，对宋廷指望李全的恢复之图，除嘉定12年的涡口之战外，其它则皆以失败告终；宝庆2 年（晞稷为帅），“全北剽山东，南假宋以疑大元，且仰食。会金与大元争大名，全得往来经理”；不想，至三月“大元兵攻青州”，全被围一年遂降蒙古。李全贼党所为者利也，皆见财起意、相讧争夺，瓦解、击溃岂是难事？其所以难，就在于朝廷怀利相接，妄图以利诱利，既为贼所乘，也使北来兵将以为朝无正人、咸不可恃，故愈少归附之心而徒增邀利之欲。

直到宝庆2年，以全等乱淮不止，朝廷始有讨贼之心，然顾及难制而不敢发，遂谋换帅。盱眙守将刘琸，“雅意建阃；又见贼势稍孤，意功名可立”，乃大言：“素抚镇江，三万人足用，且得四总管欢心，讨贼有余力”，朝廷信之，任刘琸知楚州兼淮东制置使。刘琸又是个功利、大言之辈，竞厚贿归附将夏全（实酒色之徒），以讨李全余党；李全妻杨氏诱以色利，夏全遂转与杨氏谋逐刘琸；于是“夏全令贼党围州治。焚官民舍，杀守藏吏，取货物。时琸精兵尚万余，窘束不能发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缒城，仅以身免”。前扬州军因许国的无能，在楚州遭受重创；至此，镇江军又因刘琸贪功而畏战损失大半。而夏、杨的利诱之盟，既逐刘琸，即起内哄相吞，这是怀利之接的必然，夏全遂投金。至是，“朝廷以淮乱相仍，遣帅必毙，莫肯往来。始欲轻淮而重江，楚州不复建阃，就以帅杨绍云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军，命通判张国明权守，视之若羁縻州然”；因一个李全难制就转而“轻淮”，中原岂再有恢复之望？而新任张国明则更是为了财利，可以为贼当说客的宋将。未几，归附诸将以钱粮久不至，怨恨李全，遂灭其家（杨氏走脱）。宝庆3年10月，李全受蒙元官职，“承制授山东、淮南行省，得专制山东，而岁献金币”，“与大元张宣差并通事数人至楚州，服大元衣冠，文移纪甲子而无号”；从此，对宋转为全面要挟，并不遗余力为侵宋作准备。绍定元年，李全以利诱募兵，却出现“宋军多亡应之”、百姓就募者多的现象，说明宋人心之散。一方面，募集兵勇、修造战船，谋进兵南下；另一方面利用蒙古身份及宣差，恫吓朝廷增加钱粮、裂土封王；并货贿张国明为之游说朝廷，“扬言：‘李相公英略绝伦，其射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与增钱粮，使当边境。’遍馈要津，求主其说；既见庙堂，以百口保全不叛”（张国明可谓国贼）。沿江制置使赵善湘预知其谋并报告朝廷，朝廷却担心激变难制，在原饷之上又增五千人钱粮，以致他军士见者曰：“朝廷惟恐贼不饱，我曹何力杀贼！”加之日常劫掠，淮民已无生路矣。李全加紧造船准备的同时，为削弱宋军备，绍定三年二月，还密遣人烧毁“御前军器库”，“于是先朝兵甲尽丧”。直至大举南下前，主动向周边对其严加防范的宋将（如三赵：赵善湘、赵范、赵葵）宣战，以为夺取通、泰、扬州藉口，再图渡江，这才使诸将及朝廷不得不下了讨贼的决心。然诏书已下，史弥远仍望调停，故未及时严令守备和肃贼，遂使李全轻取泰州（史弥远误国深矣）。其后，赵范、赵葵入守扬州，李全攻扬州屡败，终死于宋军乱刃之下。自下诏讨贼到毙全，为时约两个月（绍定3年底—4年正月），其间除轻取泰州外，皆无所下，贼战力实弱，却得横行淮楚十余年，上因朝廷姑息、宰相误国，下因选任不当，皆功利图私之辈；根本则在宋帝以趋利为得、不知守德是久的权变治道哲学，故总被贼以利牵诱，遂不断落入自己为自己挖好的陷阱。

“扬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惊喜，太后举手加额。国明辈惧祸及己，唱论云全未死，至有资游士吴大理等助煽之。及泰州凯奏继上，浮言始定”（可见，南宋拔人之混乱就在失德唯利）。至6月“全所据州悉平”；然“议乘胜复淮阴，兵未行，淮阴降金。继得探报云：宋师迟一宿攻城，淮安亦为金有矣”。淮北之民明知金亡无日，却仍不愿降宋，由是可知，江淮百姓心中的宋廷是何等不足为恃。此战杀伤甚重，绝大部分是沿淮两岸的百姓，且全等长期为害，早已民不聊生，叹我富庶之淮楚终成尽弱之格局，使蒙古坐守渔利，可见怀利相接前途之莫测、内耗之巨大。

综上不难看出，南宋上下怀利比北宋更加显著，一切以利是驱、以用为则。不仅诸将多存邀利急功之心，争相大言、绝少韬略；宰执则姑恕求安、只看眼前，从不见远；士大夫见难则避、见利则趋，根源就在于朝廷的权变苟且、无道可守。其对内，“上下皆怀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谓义。民方憾于守令，缓急岂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爱其将校，临陈岂有奋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愤，积于平日，见难则避，遇敌则奔，惟利是顾，皇恤其他”，人心如此，“忠义之心何由而发？”对外，总幻想投机邀利，故以为敌之敌即友（怀利相接的必然），从助蒙攻金，到恃贼恢复，皆倾力于自掘坟墓也。由此已知端平洛师之必败。

同时，金自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是故金祚百有余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结人心”，然虽言明德道为治之本，亦知“圣主溥爱天下，子育万国，不宜有分别”，却未能有效混诸族于一宇（从语言、文字、风俗到价值观等），尤其是由于文字等原因，使“女直进士惟试以策”而不及经义，又颇被倚重，终使德道贵一的秩序基干建设并未深化和普及，以至形成了《金史》所谓“举贤之急，求言之切，不绝于训辞，而群臣偷安苟禄，不能将顺其美，以底大顺”的局面（并非皆“偷安苟禄”而是难明根本的不知所措）；章宗虽遵世宗之政，然已不似世宗能明德道凝聚人心之根本，故多形而少质，使“所谓维持巩固于久远者，徒为文具”，以至“秕政日多，诛求无艺，民力浸竭”；“至于卫绍，纪纲大坏，亡征已见”；宣宗虽行匡正，却任法而轻德，且“性本猜忌，崇信翙御，奖用吏胥，苛刻成风”，及至南渡，“弃厥本根，外狃余威，连兵宋、夏，内致困惫，自速土崩”。可见，金自世宗以下由强而弱，在于对德道作用的认识深度不足，进而导致把握治道根本和贵一贯彻的失实，虽曰遵行儒治，但却既缺乏系统教化的普及和竞德选拔，也未尝对资源财货实施有效均置，于是“作法不慎厥初，变法以救其弊，只益甚焉耳”，使减赋赈恤等措施并未形成国、民利益的统一，是以《金史》讥曰：“常有恤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敛之名，而不能致富国之实”；如此，理念和措施日渐囫囵，加之族类之隔未有效混同于一，使怀利之习易兴难衰，终为蒙元所乘。但从“金将李二措及邳州守致书海州欲附宋”，李全贪功亲往迎接，二措拒其为导，仍以全为贼而痛击之；及至宋军讨全，金遣其副统军许奕、万户兀林答以其京东元帅牒来告宋曰：“此贼不降，能为两国患，请与大国夹攻之，各勿受降”，这两件事可知：金势虽危，然其善恶是非仍较宋廷分明得多。

总体而言，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仍是立足社会性之善，与理学不同。详见：五、孔孟观点的主要差异），却没有意识到人亦有不肖性本原，故尽言德之养常，而不论法之除残，因而也就少了其间度制之量、俗德之渐的考量和措施规划。宋代周尧卿尝论庄周和孟子曰：“周善言理，未至于穷理。穷理，则好恶不缪于圣人，孟轲是已。孟善言性，未至于尽己之性。能尽己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而可与天地参，其唯圣人乎”。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九、《孟子》析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