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本：是指立天下、立国之本在于君、民立身之本，唯德、唯义是也。民立身之要，在于法其君、法其上；所以，使民立身以义的关键在于其君、其上立身之本唯德、唯义。这里所说的德，是指儒家的仁德与中适，即源于人性贤本之德及并育不害的行德之道（两者并为价值观），凡事以德正己即为义。前面哲理讲过，国家的任何目的、措施须本于由人性贤本而立的价值观为基来设定和规划（此之谓德附生于性而循德立用，其本在德），而不能本于实用目的、措施为基来解析、设立价值观或德道（此之谓因用立德而使德附生于用，其本在用）；否则难免功利之驱，其所谓德道也就成了以术求用之术，必无人性的天赋人同之实，而只是人人狡理虚饰之表。这是因为即便在以用立德的情况下，对于每个具体的人而言，仍是本于自己附生于性的价值观来设计和规划如何实现这些目的、措施的，然在德附出于用之下，必无立足人之社会性本原的价值观之弘扬、普及与统一，使其价值观往往放溺于个体性之中不能自拔以至唯利是图，其凸显求用之功只是自己邀进、行私的手段。所以，德之真，皆原其附性而生；若附用而生，必使德化为虚。故必使德附性而生，才可通过率笃教化以明长远来统一（成上下一心）；如此循德立用，才能有凝心聚力的同向进勉之功。可见，儒家以德为本的基石是以人性为本（然若要能群，则必弘扬其贤本而节抑其不肖本），弘扬以德为本，使万民之心皆适本而归一，遂得以凝聚，也就实现了以民心为本（由此亦可知，儒家的得民心是有从所立德道内涵的得民心（使民感悟于诚而认同于心），到垂范引导教化的得民心（使民乐笃德道、悦就其化），最终到凡事是非抉择的得民心（使是非抉择与绝大多数百姓认可的是非一致）之层次步骤的）。所谓民人纯朴就是指思行皆由其本性，而无诡媚邀利之虚饰，其中仁、贪取向的把握，则在于教化引导和治道环境的涵养（以能明长远，抑或只顾眼前），故儒家要求为君、为上者凡事须以德为本来构筑秩序基干，从而率导万民皆能真诚悦笃于德道，这是成就凝心聚力之能群的起点。如此，君、民以德义立身，国家所倡行德道的秩序基干才会健康强壮，德道秩序基干健康又是其它任何治理措施产生既定功效的基础和保障，无论日常之法令制度，抑或非常之术能权谋，其能发挥本原作用、不被歪曲变形而致反效的依托，全在于秩序基干的支撑力度（只重视所谓善谋良策，却不培护让善谋良策发挥功效的基础，都是不识本末；唐太宗尝言“人皆知避灾害，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竭思穷智的避害之术可谓善谋良策，而行仁义则是培护秩序基干）。这是儒家倡导立国以德为本的根源。以故韩愈言：“善医者，不视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计天下者，不视天下之安危，察其纲纪之理乱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纲纪者，脉也。脉不病，虽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是故四支虽无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虽无事，不足矜也，纲纪而已矣”，说明了以德道为本、重德道秩序基干之培护，是历代明君贤臣能治于未乱、保于未危的前提。

“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人类社会的一切皆始自人而终于人，而以人性的恒定，是可以找到凝心聚力、同向进勉之规律的，这就是立发于人性之德、笃并育不害之道，作为国家治理的总纲，由此而明“德者，本也”在于把握根本。任何事都需统一百姓思想形成共识，才能获得凝聚合力，这种共识的形成在于上下德与道的一致性；德不被歪曲变形，在于人人易知、能解、可精于同（而非趋异），故须恒于人性（凡事能成其和的基础），在儒家曰仁；行德之道有广泛共识，在于上下、彼此兼顾得当，故能凝聚众心，在儒家曰中适；使德与道入心，成为百姓自愿遵从的思行规范，则在于国家清厘德道内涵、在上者率先笃行，对百姓凡事导以是非互动相成之理，并结合礼制激励的教化不辍等，进而使治道理念和措施，皆能遵德笃义且相顺不悖，使民悦道而愿笃，久笃则俗立化成（去各私其欲而普及社会性思维）。如此，即可谓秩序基干的建设与培护，于是自然汇智集力而使民心可恃，万民对凡事是非的认可和维护力度，以及成就其是的主动意愿，是提升一切创造力层次的动力源泉。所以说，有德才有人、有人才有土、有土才有财、有财才有用；可见，立国、立身之本皆在德而不在财，故国、民利益须统一而不能对立，民生是最大的国用，害民生就是害国用。《吕氏春秋》则进一步强调立德为本以贵“孝”为先：“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殖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可见《吕氏春秋》知孝悌为百德之始）

假仁真贪，外本内末，其所令反其所好者也，民固不从之；有道是：君与民共于利，则民与国共于家；君共之几何，民亦共之几何；君反其道，民亦反其道也，故曰“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下好义其事不终者也”；为上者，不与民争利而能均财富以安民，此公天下之利以为利也，是知其本者也，故曰“伐冰之家不蓄牛羊；百乘之家不蓄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有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 ；是故董仲舒言“天不重与，有角不得有上齿。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数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况人乎？”而《后汉书》有“《田令》‘商者不农’，《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禄之人，不与百姓争利”，核心思想都是“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进一步强调了资源均衡分配的重要性，使人人皆可得恒业（另一方面也是说，每个人都应全身心投入自身本职，而不可心缘利动，一旦心为利扰，则亦难倾力于本职之尽善）。

短缺时代，国家经济实力主要体现为蓄积的产业规模（过剩时代则更注重技术质量），而非征收的租赋、银钱之类。粟米积数年不食必朽，布帛积数年不用必蛀，银钱虽不至坏烂，但若无物产规模的支撑，则必因物价腾涌而大贬其值。国家积储的意义虽在以备不虞，然并非为保障远期之使用，而是为维护和扩展产业规模（这是与个人储蓄不同之处），如出现灾荒、变乱的及时拯救，河工、筑路的系统建设，徙民宽乡、扩尽地利的增产布局等等；所以，保障积储的充裕十分必要，这是君王须尚节俭的原因（否则积储不足，就可能难以维护产业规模，更谈不上扩展），但其用度的有效期限亦在数年之内，不可能长远。涵养的产业规模，包括农牧、纺织、器造、冶铁等各方面，需平衡推进扩展，体现为各种物质产出的能力增大，从而在促使综合国力上升的同时，提高百姓的富足程度。而人有恒业，是涵养以至扩大产业规模的基础；轻赋均利，则是使民皆乐劝其业、精进其业的保障。这是古代藏富于民的逻辑根源（但藏富若不能均惠，亦难有效涵养拓展规模，故文景屡打豪强兼并而成汉兴，宋帝总宽豪势占田而致宋颓）。这里注意，藏富于民的分配，确能大大激发百姓的物力创造能量，但也要认识到，必须构建以仁（爱）为纽带的社会性思行秩序规范，并使之的持续有效和深化，才能获得民富国强的结果（上下利益统一），一如父子都以社会性主导思行之家（父慈子孝）的财富，无论在父、在子，对家、父、子之所需用，父与子都会责无旁贷、倾力协助；以社会性主导思行是为了弘仁而抑私，而弘、抑之度则在笃于中适；如此，国民一体，百姓自励自奋，物阜民丰，自然上下用度充足。务聚敛者则相反，无论其是否有为民之心，都会大幅激发个体性思维，蛀蚀社会性秩序基干，亦若父子皆秉个体性思维之家，必各壮己私而无足、交相指斥而寡耻；如此，上下趋利若骛，各持其理，难免在相争日烈之下，走向丧家败国。

明实力来自产业规模，则知国、民利益必趋统一，产业规模的扩展源于人人之恒业（生产能力）对应人人之需求（市场容量）的不断放大；若以为实力仅具象于物力，就会滑向聚敛施夺，既而减损产业规模，则必使国、民利益对立，自难持久，此即恃强量于物力，亦所谓以利为利者也。故汉武之疲弱，在大大削损了文景以来形成的产业规模，而未如初唐、康熙，能在征伐中持续涵养产业规模，使对外用兵得到人心凝聚之功的同步支撑；《隋书》云“高祖北却强胡，南并百越，十有余载，戎车屡动，民亦劳止，不为无事；然其动也，思以安之，其劳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时雍，师无怨讟，诚在于爱利，故其兴也勃焉”，则揭示了劳师动众与涵养产业并重的要点在爱利（爱民利民）劝业之道；比较明季之增饷聚敛与咸同之“不戾农赋”，所导致的平乱结果迥异，可进一步清晰经济实力乃至国家实力的来源。故有“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之论，而儒家以资源财货均衡分配，作为构架经济秩序的核心灵魂，以使人人之恒业对应人人之需求（供给、消费皆得其适）。可见，经济实力体现的是产业规模和产出能力的持续提升；但要认清，农耕时代，产业规模不在土地广大，故而元代年年民流地荒；亦不在迫农于耕，故而宋代纠捕逃户归田已而复逃，使“赋入之利视前代为薄”；而在于人人真诚精进其业的充分性（其根源在激励公平之下的国民之一心，也就是前面哲理中讲的，百姓能认识到自身一己之生、一家之强皆以国是赖，进而则能以谋国强为己忧，以国不强为己患）。缺乏了真诚精进的充分性，即便地广也少耕作，即便耕作也难丰收，都难以形成稳定、更难以持续扩展产业规模。到了工业时代也一样，虽然在生产环节，看似对生产工人主动性的依赖降低了（更加依赖设备），但从物资的消耗、质量的保障，到工艺的改进、技术的完善以至对自然探索发现的认知提升与应用创新等，凡涉及国家自然科技领域能力开发与运用的所有方面，包括产业发展的规模与质量、科研能力的升级与扩展等等，都更加大了对全员以至全民真诚精进的充分性依赖。同时，工业化后尤其进入过剩时代，各种物产能力得以持续增大还在于相应市场的容量同步稳定增大，故使人人皆有恒业的意义不仅在于不减损产出能力，还在于维护和扩展市场容量（其市场容量对产出的支撑作用已非短缺时代可比）；其实现方式也不象农耕时均衡田亩分配那么简单，不仅需要构建能公平市场竞争、激励研发创新、统筹技术培训等的产业秩序，更需要社会耻尚、爱恶、荣辱内涵的是非引导，使民爱国如家、怀义相接，凡事立足长远而不滞于眼前。一句话，进入工业以至过剩时代，实现人有恒业以全面发挥人民真诚精进的充分性，更加依赖社会秩序和产业秩序的规则因素（而生产资料分配等物质手段则退到辅助地位）。可见，国家经济实力主要源于人人真诚精进其业的充分性，这是儒家强调国、民利益须统一，而求资源财货均利之道的原因，于是既有大禄者不得兼小利、“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等对兼并、聚敛之害的警戒，又有济困恤贫、先知觉后知等互助、帮扶风尚的倡导。其核心既在遵德笃道的层次，也在均衡资源、劝促勤勉、鼓励创新等细节措施的有效，因以实现民心凝聚之力转化成致物力于盛的能力（这是儒家恃强的根本，故曰儒家恃强不以物力而以致物力于盛的能力）。这里须注意，工业化时代的产业规模又赋予了技术层次的内涵，而过剩时代的产业层次及规模拓展，既要保障产销对接通畅的持久稳定（基于国民人人之恒业对应人人之需求的同步放大，则产销畅通必持久稳定），又应在满足需求的基础上，主动规划和控制对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的采掘力度，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或破坏以保发展恒久；两者（市场需求的提升、资源消耗的下降）皆赖以技术进步来实现，而发挥人人真诚精进其业的充分性，正是所有技术进步的来源。所以，经济实力之本仍在德义，此所谓“德义，利之本也”（《春秋》），亦以义为利者也。如此，国家的立国之本、个人的立身之本，以至家国盛衰兴亡之本，就都能统一于德义，这也是儒家认为国、民利益能够统一的理论基础，且只有实现这种统一，国力才能最稳定和强大（故对赋征尝有论曰：“以丰为歉是病国计”，必也病于民生；“以歉为丰是害民生，而终害於国计”）。不难看出，决定物力产出质量和数量的最核心因素，是人人真诚精进其业的充分性，这是儒家能把国家立、治之本皆归于德道在物质层面的根本原因。

唐代宰相陆贽尝云：“夫理天下者，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以人为本，以财为末，本盛则其末自举，末大则其本必倾。自古及今，德义立而利用不丰，人庶安而财货不给，因以丧邦失位者，未之有也；自古及今，德义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财货可保，因以兴邦固位者，未之有也”，“天子者，以得人为资，以蓄义为富，人苟归附，何患蔑资？义苟修崇，何忧不富？岂在贮之内府，方为己有哉！故藏于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于境内者，诸侯之富也；藏于囷仓箧椟者，农夫、商贾之富也”。这种利义观的核心是说，均财以富民，人心安定，产业规模得以涵养和扩展，兴国之道也；国兴，君何患无利？敛财以奉私，人争相效，必削损生物之规模而施夺于财物之所有，丧邦之道也，焉得财货可保？所以，“利”只有以欲求先施、不欲勿施的中适之道施取、流转和分配（而不以权势），才能构建人人之性皆舒其正而得化育之全的社会秩序（务求人人之并育不害），因以使价值观规范深入民心（统一价值观，包括取利之道；详见“七、《中庸》析读”），因此，为邦国者必以广义之所立为务，而不可贪利之所取，故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此强国之本、兴邦之要也。

义利之析，于百姓之心亦然，唯在上率先垂范的同道环境之下，才能笃行。回顾一下前面哲理中举过的例子：多人强夺一人之财，其以力强夺，自悖于义，其夺者虽乐所得财货之易幸（利云者，苟且也），但也必忧他人亦以此道夺己，今朝之得反酿明日之失，故也不可能认同此强夺之道（义云者，长利也），此人性本原之所同也；性、行相顺则守义而安然，性、行相悖则生愧而亏疚，所以，在中适治道下，按律而治其罪，不仅被夺者、其他人皆以为当惩，强夺者自己亦以为然而无所怨也；这是欲求先施、不欲勿施之心的人性渊源，也是对上率先垂范秩序的归附响应（若无上先笃中适之原，则犯法之民难有无怨之应，两者如声之与响）；如此，上下皆以此心守义，自笃于同道，而达于中适也（如其强夺为外力所迫，则应仍以欲求先施、不欲勿施的原则，重新评估其所为）。但人性本原之贤只是义之潜质，未必稳定成性，须教化使悟、垂范使行、家养使恒，才能化德成性，继而使义之本得立而广；得立而广，人人共笃之矣，则人不贪无义之利，而务生有道之财，上下安而百业兴，君王不谋财而财自来，即所谓天子蓄义为富也。

《春秋繁露》云：“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然而，人所误者，或贪于欲、或迫于势、或惑于情，不能用智以思长远而任之焉，以致“忘义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贼其身而祸其家。此非其自为计不忠也，则其知之所不能明也”。所以，于国于家，守义则利至于长远、逐利必害起于眼前。《吕氏春秋》有云：“今以百金与抟黍以示儿子，儿子必取抟黍矣；以和氏之璧与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贤者，贤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弥精，其所取弥精；其知弥粗，其所取弥粗”，这里，一方面是说，智愈狭、愈浅，其所求之利愈近、愈个体化；智愈广、愈深，其所求之利愈远、愈社会化；智愈广、愈深者，愈明笃义之于家国天下的长远大利者也：君笃义则臣守节，官笃义则民知耻，父笃义则子孝悌，皆广天下之安、长世代之利也，故又云：“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安虽长久，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皆豫远、豫大之义也；另一方面也是说“物之于人，小者易知也，其于大者难见也。今利之于人小而义之于人大者，无怪民之皆趋利而不趋义也”，所以，必须进行引导教化才能使百姓明义、笃义，《诗》云：“示我显德行”，就是强调君王的立德笃义、在上者的率先垂范、国家的礼义教化；如果“不示显德行，民暗于义，不能明；迷于道，不能解，因欲大严以必正之，直残贼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势不行”（《春秋繁露》）。因而总结曰：“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这都是说：做事起于义并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义的规范，是各种事务能终达于成而不毁于间的开始，因此，无论对国、家、个人都是最长远、最稳定、最大的利。故圣贤能明于利之远大者，知国不可“以利为利”，应“以义为利也”，而昭“利者，义之和也”于天下世人。这里，利之各方心性情皆得安然而化争成助之度，即谓之和，其本质反映的是凡事各方所尽责的程度，存在他方认可其适当的必要，只有尽责适当，才能得到其他各方的认同，进而成彼此安然之互助；不及则受人之诘责，过则成伪，皆难成助而相争；其适当的确定不仅源自各方所秉之德道而生成的就事论事之条件共识，更在于各方基于当事者一贯操守、能力之类而对可行性、可信度由始至终的判断。倘若凡事以人性贤本之仁及并育不害为适（即运用社会性思维），作为各方心性情皆得安然之度，即可谓义之和也；如此，不仅适当的标准人人都能以诚感悟到，且所成就的安然互助，因立足长远及兼顾得当而持久稳定。在义之和之下，能无怨气、无散心、志于一，遂使利既大且久，故曰“利者，义之和也”。还须注意，利之各方达成暂时的一致，并非都基于“和”，也有所谓小人之同，但这类各为其私的相互利用皆难得安然，更无以长久；同时，理有未精，故义有未精，亦有非义之义，其所成之和尚难稳定、仍需修纠，若僵化自封，则亦非儒家所谓“义之和”。所以，凡事能成“义之和”的关键，既在于各方笃定德道的程度，更在于社会德道秩序基干的强壮（风俗崇尚）。

可以总结：决定一国物力产出质量和数量的最核心因素，是人民真诚精进其业的充分性，这是儒家能把立国之本完全归于德道的根源之一，也是国、民利益能够统一而不对立（形成合力）的理论基础。以上，“知止”是明德之所以出、道之所以立（进而才有完善治道理论、构架治理规范和措施的精确方向）；“一家”则讲治国是治家模型的推展和率先垂范之重要；相比而言，“本”则是《大学》最重要的部分（而宋儒不明儒学以德为本的根源，其注《大学》也，只以天理强人，遂失能群之根）。不难看出，孔孟儒学的治国之道是基于并育不害，追求上下一心、没有民心上的内耗和自削之类的内在国强，即全民凝心聚力之强（本也），而非物力之雄厚（末也；本盛而自举者也），所以要求上对下的率先垂范，以保障上下一心的统一价值观规范普及和秩序形成（人心保障），所以强调国用与民用统一关系（而非对立），以民生为最基础、最重要的国用，从而促使物质财富总量生产的加速，以及所形成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深化（物质保障）。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六、《大学》析读－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