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亲亲之道是仁义基础，仁义由亲亲延伸而来，故孟子对亲亲之道也作了更深刻的论述：

    君王之孝（大孝）：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孝，孟子认为为君者，应以舜帝为榜样，具备“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的大孝，才能达到“一家仁而一国兴仁”、“身正而天下归之”的作用（注意：此处孟子之大孝不是对孝的层次而言，而是对力度）；孟子对大孝的论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於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见之矣”。

士民之孝：孟子在孔子对孝论述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了孝的自觉性，首先强调事亲之道亦有高下，有养口体和养志之别：“曾子养曾晳，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馀，必曰：‘有。’曾晳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馀，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曾子之请所与，是孝亲于心而非仅在供养；曾子之答有，为使曾皙心安，故孟子曰“养志也”，孔子也尝言“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亦指孝不只在养口体而已。同时，认为双亲健在时的赡养只是普通的孝，只有当双亲去世后，仍能贯彻双亲的意志，遵从双亲的教诲，爱亲如故，才是孝之大义，故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这与孔子的“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以及“善述人之事，善继人之志”是相通的，只是孟子认为双亲去世后，还能做到孝的意义更重大，也更难能可贵。

    孟子还例举了不孝的种类，首先是世俗所称的不孝：“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共五种不孝，其中致使父母无所赡养的有三种：懒惰；赌博酗酒；好钱财、偏私妻儿。此外，还有两种不孝：沉溺于耳目之欲，致父母蒙受耻辱；好勇斗狠，危及父母。这五种世俗的不孝，实际上在历代基本属于忤逆（重罪，故《晋书》有“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而非礼法上所称的不孝（失德）。对礼法上所称的不孝，孟子也有所提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此所谓不孝有三是指：“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仕禄，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汉.赵歧《十三经注》）

    对于亲亲之道中最重要的父子相处之道，孟子还特别指出“责善”非父子之道。优点，你做到的再要求我；缺点，你有的就别要求我改掉，这叫“责善”（此处的“责”是指责要求我的人应先达到要求，才有要求的资格）。责善不是父子相处之道，是朋友的相处之道，即所谓“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求乎朋友，先施之”之类；父教子、子劝父以仁义正理，于父、于子都是爱亲之举，如把责善用于父子相处之道，则父子相怨，骨肉情离而各自以为义，这就毒害、割裂父子之间的天性亲情，所以，孟子曰：“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故孟子不以匡章为不孝：“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

    1.4仁义礼智的权量及相互关系：

前已述及，仁是爱人之德，义是以仁律己的守身之道，所以仁义是体现价值观的品格；礼是对内外、上下、亲疏之间应秉持仁义之度于外的有别之节，也是彰显仁义之德的工具；智是以仁义礼为标准进行是非辨别的能力。

因此，仁义有大小之分，绝无权变之理，大仁先于小仁，大义先于小义（所谓有小大而无权变，就是可先行仁义之大者而暂不行仁义之小者，但不可以仁义小而悖逆之，并以悖逆之道为仁义）；辨别仁义大小，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序，有“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之法，以此序、行此法辨出的中适之洽，即为仁义之大者，亦即应遵笃之是也；在笃大的前提下，也应尽可能全小（孔孟儒学的是非观），故有大义灭亲之举，有诛首赦众之策；如权变于仁义，则必行于苟且，行于苟且则失中适，则失节（再如民意有公意、众意之别，核心也在全中适之精，即义之大小：公意者，能体现对天下人最广泛、最长久之利者也；众意者，仅体现小众或眼前之利者也，所以需要国家垂范、教化、引导、激励，才能使众意符合公意，也才能把握真实的“民心”以辨清小大之义而明是非之精）。礼有经变之权，笃仁义而形之以礼，故仁义是本，礼只是形；经变之权，其要仍在于顾全仁义之大者，故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男女授受不亲是经礼，嫂嫂溺水施以援手是为了救命、体现仁之大者的礼之权变；在谈到舜不告而娶时说：“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董仲舒亦尝论礼之经变：“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妇，奔丧父母（而出境），变礼也。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任人有问屋庐子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以告孟子，孟子曰：“金重於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其所谓比较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就是在权仁义之大者；是以唐崔沔亦尝曰：“礼乐之本，古今所崇。变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谓变者，变其文也；所谓通者，通其情也”，文者，形式也；礼所充之魂，德道也（仁义、中适之类），则不可变。智有权变之谋，以使仁义之大者显著化（且亦尽可能全仁义小者），以及使支持者众、使事易成，所以要顺势而动、顺性而为，使民安之悦之，其要仍是突出并维护仁义之大者并能表率于民。《春秋繁露》尝云：“阳为德，阴为刑。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也”、“是故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经用于盛，权用于末”、“先经而后权”，说明了以德为刑之引导、以经为权之引导，以使权的结果仍归于经（所谓“权谲也，尚归之以奉钜经耳”）。《吕氏春秋》亦言“利不可两，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残也；小忠，大忠之贼也。圣人去小取大”，然则何以别为小、大？以能群之力的至广与长远，也就是笃定仁义之更远大者，以此作为引导权谋用智的方向。《后汉书》亦尝云：“理平者先仁义，理乱者先权谋”，不是说遇乱可以舍弃仁义，而是说更注重权谋对笃仁义而能促其成的规划作用；此外，还有“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权衡轻重之智，以及辨别君子以道正术、小人以术破道的长远与根本之智。

--引自汉朝兄弟儒学的新浪博客：九、《孟子》析读-1（《儒学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