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有河西的传统，它的性质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开发区，河西那块地就像当年姚家屯的开发区。每一个外来的人口，只要是有合法的迁移手续，大队部的领导就会在河西划出一块地来，作为新来的人的自留地和房基地。

    我们家在河西也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很大，因为父亲一直梦想着有一天会为他平反昭雪，所以不情愿在这里扎根建房，在我们把国家给的建房基金逐步变成青黄不接的季节里的下饭咸菜之后，父亲就公然地带领我们姐弟三人将我们的菜园和房基地变成了一个很气派的足球场，他常常带着弟弟在那里踢球，我则是他们的最最铁杆的球迷。

    刘宝山的家就紧挨着我们的足球场，其实那块地方本来也是村里没人要的废弃地段，农村人讲究的就是这个——菜地与房基地的位置就代表着这家人在村里的地位。但是，虽然房基不好，刘宝山的地位却也不同于一般的农民，他是小学校的民办教师，尽管也是挣的工分，但是他不必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流汗劳作，他像是有很多的空闲时间和空闲精力，时常连背带抱地带着他的几个孩子到我们的足球场上来观摩助阵。

    那个时候，我们家的处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父亲的原单位虽然没有为他平反昭雪，但是恢复了他的工资，而且，他不久前还成了县城里新调进来的公社书记赵善里“三顾茅庐”请来的诸葛亮，帮助黄土坎公社建设社办企业，他由黑五类一跃而成为公社书记的座上客，我们几个孩子也因此就像升天的鸡犬一样，比之从前，生活中无疑地就多了许多来自外界的关注。

    刘宝山就是在这个时候代替王秀先生成为我的老师的。

    由于这样的邻居关系，在他还没有成为我的老师前，我就认识他了。说来有趣，对他的最初印象可不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

    那一年，奶奶从沈阳来探望我们，看到弟弟的足球场，奶奶非常地不以为然，一番数落之后，见没人听她的，便一个人悄悄地将她从大兴安岭的老家带来的倭瓜种种在了足球场的边缘，这种倭瓜在我们那里是绝无仅有的，不仅个头、颜色大不相同，而且，由于气候的差距很大，我家的倭瓜耐寒能力极强，待别人的倭瓜“罢园”之后，我家的倭瓜还鲜嫩欲滴。因此，第一次种上去，就令村里人赞叹不已。

    第一个年头过去了，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只是细心的奶奶发现靠近边缘的地方，有几个已经成熟的倭瓜不见了，那是奶奶特地留下作种子用的。

    俗话讲“屈死冤家笑死贼”，我们谁也猜不出这个神秘的拿瓜人到底是谁，只是第二年的夏天，在刘宝山家的自留地里，赫然长出了与我们家一样的倭瓜。令我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因此感到尴尬，见到父亲，仍然是热情地招呼，神态表情竟是没有丝毫的变化。

    奶奶却不高兴了，她认为以她的人品，如果说刘宝山开口跟她要倭瓜种，她是决不会不给他的，因此老太太难免在背后嘀嘀咕咕，这件事直接影响到了我的态度，心里便对刘宝山不很以为然。
这样，当他做了我们的班主任后，我便十分轻视他。更何况他还犯过那样的“不可饶恕”的错误，记得有一次我问他：“皇后是什么意思？”

    他当时连眼都没眨一下，很痛快地就告诉我：“皇后就是皇上的后代！”

    害的我在一次大人们搞的“五七战士”大聚会上，为了炫耀自己的这点知识，差点没让人家笑掉了大牙。那些大人们谈笑之余，还说起了几天前公社里组织干部“拉练”——这是当时很流行的词儿，大致相当于现在的“集体下去检查基层工作”吧！刘宝山也在他们那个组里，据说当时“四两黑面一毛七” 一个的大面包，刘宝山一口气就吃掉了五个，外加大半洗脸盆的白菜汤，就这，还是因为，在他吃完了这么多东西后，就什么吃的都没有了。言外之意，刘宝山还不一定就吃得够本了。老天，要知道，刘宝山是个瘦小精干的身材呀，为了这件事，我在心里也更加轻视他了。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上了二年级了，经过这一年的努力，我的班长的地位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人再对我喊“挠炕席”之类的口号，这也并不完全是因为大家尊重我，除了必要的尊重以外，这时候的我已经有了好几个铁杆的男女朋友，几乎囊括了教室后排的所有——大个儿，也包括我的同桌，都是班里的厉害角色。

    当时我们有一个最刺激的游戏，就是每到下课的时候，只要我带头喊一声：“一、二！”大家就会异口同声地一齐大喊：“土豆烀饼干，撑死刘宝山！”也不管刘宝山是不是还在教室。

    那个时候，我姐姐最头痛了，她跟我在同一所学校，每到这时，就会有老师或者校长找到她，对她说：“快去看看，你妹妹又在起哄了！”

    可是，奇怪得很，包括刘宝山本人在内，从来没有一个人出面阻止过我，我也并不十分清楚这样的起哄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是觉得很好玩而已。因此，这样的起哄就不厌其烦地每天持续一阵。

    虽则如此，刘宝山对我的态度却并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依然笑眯眯地，依然不厌其烦地在各种场合表扬我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优点，偶尔还会很转地夸上一句：这女同学穿上花裙子，可真鲜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