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逼富贵 富贵会逼你么

余秋雨“诈捐”的事闹得沸沸扬扬，20万元善款，照他本人的口气，并非“多大的事”，却始而被“咬余专业户”咬住不放，继而被公众舆论不依不饶，最后钱花了不说，还落得一身不是。

说来余秋雨本人大约一定觉得挺冤：怎么偏偏我的人缘格外不好？从对文革里的事是否追悔开始，是非就仿佛一直没断过，大到“大师门”，小到几个错别字，似乎怎么都免不了被拍，拍自己的人，从易中天这类同属文化闻人的人物，到金文明这样的“半隐士”，甚至连歌手大奖赛观众、地震灾区义工这类无名人物，也会冷不防沉甸甸地横空杀出一棒——做个文化名人，怎么就这么累呢？

俗话说得好，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近年涌现的文化名人几乎没有不挨拍的，拍余秋雨拍得很起劲的易中天本人就挨过。尽管如此，像余秋雨那样动辄得咎、几无宁日者，却甚是罕见，何以他的人缘就如此之差？

名人是公众人物，名人之过如日月之食，人前曝光的概率自比普通人大得多，古今中外，名人出错，比比皆是，能如卢梭般坦然反思、公开认错的，固然最好，但人都是要面子的，能认同的不少，能做到的不多；知道错了，默不作声，找个没人处自我反省，时刻提醒自己，以后一定小心者，是较多见的，也是较容易做到且为公众理解的；心服口不服，或心不服口也不服，瞪几下眼睛，说几句不满的话，见势不妙便溜之乎也，这路人不多，也不受待见。

余秋雨却与这三种人都不同，既热衷于出台亮相，又热衷于回护自己的过错。自出名以后，他不断亮相于各种公共场合，跟自己专业沾边的去，不怎么沾边的也去，且动辄摆出文化闻人的架势指点江山一番，相亮得多了，毛病自然也亮得多些。偏他对这些毛病非但一概不认，而且总是恶狠狠地自我补台，如“文革”忏悔一事弄得“吃相难看”；金文明善意指出用词错误，非但文过饰非，且反过来恶语相向；青年歌手大奖赛出错题、说错话，却硬逼着选手、观众“吃苍蝇”，当大众是傻子，最终必然免不了让大众当乐子，信然。

古今中外，文化都讲究个品味，讲究个“慎独”，不是不能攀附权贵，但总得讲个身段儿，讲个“距离美”，偏余秋雨对此全不讲究，长袖善舞，身段婀娜，却有意无意总是一屁股坐在有权有势的边，从“梁效”到“含泪劝告”，莫不如此，天不变道不变，天变了道便也跟着变，虽说趋利避害，人之常情，普通人这样做的也不少，但谁叫余秋雨自己要“曲线做大师”，不甘心做个普通人呢？

公众人物的缺点自然也是公众的，且人物做得越公众，缺点便也随之更“公众”一些。余秋雨的文笔固然是不差的，否则也不可能经历时代动荡，始终有其市场，能写得文、卖得书、出得名，问题是，既然享受了做文化名人、当大师的名和利，就必须承担文化名人和大师所必然遭际的审视目光、挑剔眼神，必须对这种审视、挑剔，有所准备，有所交代，该随便的不妨随便，该注意的却不能不注意。

然而余秋雨却既想享受名人之红利，又不愿为此付出必须付出的代价，一方面，只要可以亮相的场合，不论合适与否，都要挤上去混个脸熟，类似将“致仕”（退休）说成“出来做官”之类的小毛病，或“文化大师”、“含泪劝告”这样的争议话题，自然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却全不计较公众感受，摆出一副“爱谁谁”的嘴脸，让本来懒得计较的人开始计较，本来就憋着计较的人找到“话把儿”，后果可想而知。

隋朝的大人物杨素曾得意洋洋地说“但恐富贵来逼臣，臣无心逼富贵”，其实这位经营有方，钻营有术，最终“自找”了一大堆富贵，同样也“自找”了更大的一堆麻烦。其实你不逼富贵，富贵能来逼你么？余秋雨的才气，倘不“逼”，怕是当不得“大师”的，他若不到处露脸、四面开花，迫不及待地到处“逼”，也赚不来如今这偌大名利。但逼来的名利固然速成，却也会比旁人更快地“逼”来是非和口水，“逼”走人缘和敬仰，有得必有失，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

李白作为诗人，在唐朝并不受特别推崇，名气甚至不如沈佺期、宋之问；苏轼、辛弃疾作为词人，在宋代也没有得到太多共鸣，甚至同为大词人的李清照都认为苏轼词不入门，在当时，出彩的是周邦彦这样的“闻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文化之鉴，须岁月洗磨，日久乃见，又何止百年之功？真正的文化大师，只能在一个时代、几个时代过去之后，留待历史和后人品评，“逼”出来的文化，只恐几番风雨后，便落红无数，连歔欷都找不到对象了。

余秋雨想做的是否这样的大师，我们不得而知，他能否做成这样的大师，人生苦短，我们和他本人也无从得见；但他追求的若是现在这种“逼”来的大师，则是非、人缘，都同样是他所逼来，想推也推不掉——再者说，人缘差，是非多，于常人则难堪，于闻人或反觉是出名之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爱着急不着急，都是余秋雨自己的事，外人又何苦多置一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