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的慷慨和吝啬

茅盾文学奖也许是天底下最慷慨的文学奖：自1982年迄今不过7届，获奖作品已多达31部（还不包括两部获荣誉奖的），平均每届4部半，与之相比，大名鼎鼎的诺贝尔文学奖每届获奖者通常仅1人，多数国家的文学大奖，每届获奖作品也仅1、2部。

但它也许是天底下最吝啬的文学奖：当初规定3年1届，实则最长间隔拉大到6年，须知这个奖项并非如诺贝尔文学奖“对人不对作品”，是对一名作家一生创作事业的盖棺论定，而纯粹是对作品的评价，如此长的间隔，实在有些不可思议，外国同类奖项通常一年一届，而在有些国家，如日本，芥川、直木两大奖，每年要评选两届。

照理说如此慷慨的文学奖，应该有最强的代表性，更何况奖项评选规则里还有“原则上获奖者不重复”的规定，可从第一届翻到第七届，26年过去了，获奖者却都是那些耳熟能详的老面孔，近几届更都集中在50、60年代的作家圈内，是“野无遗贤”，风景这边独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一个每届动辄选出3、4部“最佳”的文学奖，获奖者却总在小圈子里打转，终究是有碍观瞻的。

照理说如此吝啬的文学奖，应该有最强的权威性，正如4年一度的应氏杯围棋赛，其冠军的成色被普遍认为比一年一度的“三星杯”、“富士通杯”足一些一样，但不论入围名单还是获奖作品，近几届的争议甚至非议都很大，而且一届比一届大。

给人的感觉是，茅盾文学奖不太把当今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当回事儿，而后者也似乎同样不太把矛盾文学奖当回事儿，这对于号称中国最高文学奖的奖项而言，是颇有些尴尬的。

有关方面显然也试图努力改变这一局面：颁奖典礼改革了，奖金也提高了，原本高高在上的评委，也偶尔出来发个言，讲个话，对70、80后愤愤不平的作家们安抚几句。

问题是，作为一个文学大奖，其权威性、代表性的体现，并非仅仅做上面这些皮毛的、有限的事，就能得到解决的。

各国文学大奖中固然有芥川奖这样高达100万日元的，但也有如法国龚古尔奖这样奖金仅10欧元还需食宿自理的，但不论奖金厚薄，其评委的代表性、权威性却可以通过遴选的公正、客观，和获奖作品的深孚众望，得到圈内外的共鸣和认可，法国龚古尔奖获奖者有些来自太平洋、加勒比海的海外领地，往返巴黎领10欧元的奖金可谓赔本赚吆喝，但获奖者从此便身价百倍，成为出版界和书评届的宠儿，和市场的赢家（虽然跟畅销书作者没法比），以及一系列国际性文学大奖的常客，与此相比，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又有几部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传统文学的衰微是普遍性问题，作家的新老交替、作品的继承与创新，也是永恒的、世界性的话题、难题，但难不代表不去做，更不代表总在小圈子里打转。茅盾文学奖迄今已历7届，新生代评委寥寥无几，本届23名评委，40岁以下者竟仅有1人。如果说，当前商业文学市场走红的某些新生代作家的确有其缺陷，或者难入大家法眼，那么，中国之大，又何至于每届总是那些老面孔晃来晃去？如果说评奖重在鼓励深入生活，那么难道只有50、60年代人的生活才是生活？难道中国长篇小说届，比中国社会更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不可否认，随着商业化的影响，当今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的确存在诸多问题，一些新生代作家的作品有过于市场化、媚俗化的缺陷，而出版社对市场流俗的迁就甚至迎合、鼓励，更让这一问题雪上加霜，坚持严肃文学的道路、遴选新一代的优秀作家、作品，也就变得格外艰难。惟其艰难，才要求评委和主办单位能够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增广自己的耳目，能够深入当今社会和当今文坛，放下架子，熟悉和了解更多的新人、新作品，能够站在文学潮流的高处、前面，高屋建瓴地引导当今长篇小说创作的趋势，“千里马常有”，中国之大，所谓“野无遗贤”，无非是囿于狭隘的视野、促迫的小圈子，而空入宝山罢了。

慷慨也好，吝啬也罢，茅盾文学奖的现状和影响力，显然和其应有的地位不太相称，作为主办单位和评委们，与其抱怨时代之不公，不妨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有哪些地方，已不再贴合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