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小众与大众之间的法国现代诗歌

有人说，法国是诗歌的国度，法语是诗歌的语言，这话半点也不夸张。法国历史上第一部公认的“正式文学著作”《罗兰之歌》，就是一部长篇叙事史诗，中世纪的骑士文学、宗教文学，和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充满创造力的作品，更是处处流淌着诗歌的韵律，在那个年代里，几乎每一种文学体裁都脱不开诗歌的窠臼：莫里埃和伯马舍脍炙人口的戏剧使用诗歌的语言，家喻户晓的《拉封丹寓言》，同样采用了诗歌的形式，直到20世纪，十四行诗的格律，仍是法国普通中学的必修课。

法国人是爱诗歌的，不但爱看，而且爱写，据说每四个法国人里就有一个，家里书桌抽屉里藏着自己创作的诗篇，有的出版社编辑平均每天收到5份诗稿，比小说稿还要多。从18世纪到今天，诗歌一直是法国人最热衷的文化沙龙上的热门主题；法国诗歌的魅力不仅仅局限于本土，俄国近代诗歌、戏剧，都受到其深刻影响，大诗人普希金不但直言自己从法国诗歌里吸收养分，自己也能用法语写十四行诗，戏剧家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不但照搬了法国戏剧“用诗歌语言演绎”的体例，剧中主人公的对白中干脆夹杂了大量法语单词；中国的现代诗歌同样吸收了法国诗歌的养分，从雨果到阿拉贡，从七星诗人到象征主义，甚至《马赛曲》、《国际歌》，无不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诗人。

法国诗和法国人一样充满变化和想象力，从19世纪末开始至今，新的流派不断涌现，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被公认开辟了法国现代诗歌的先河，此后兰波、维尔伦和马拉美“三杰”以其充满个性、激情和乐感的诗句震撼了几代法国人的心灵；进入20世纪，随着时代和生活状态的改变，二战后的法国诗坛，“音响诗”（奉20世纪初诗人吕索罗为鼻祖，主张不避讳“用滥了的” 文字、意象和习语，而更多依靠诗歌的朗诵感、舞蹈感来打动读者）、空白诗（顾名思义是用“留白”来启发读者的想象力）、绘画诗和象征主义、意象派、超现实主义等更多承继波德莱尔和“三杰风格的流派争奇斗艳，互不相让。正如法国人常说的，有多少法国人就有多少诗人，有多少诗人就有多少流派。

网络时代似乎给了诗人最方便的交流平台，如今许多法国诗人，如雅克·鲁波和让－科洛德·比洛特都喜欢用电子书的形式推出新作，诗人帕特里克·卡乌科还开办了著名的www.inventeur-invention.com网站，对所有诗歌爱好者开放，不论是谁，都可以在那里推出自己的新作，也可免费下载别人的作品；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还让热衷于新流派尝试的诗人找到了大显身手的平台，苏珊·多贝尔当众朗诵自己作品时会请音乐家伴奏，科里斯托福·菲亚特则干脆背上电吉他自弹自唱。

不过热闹的另一面却是不景气：许多评论家指出，现代法国诗歌已经与读者中断了联系，读者越来越少，影响越来越小，青年诗人罗西甚至直率地说，当代诗歌在形式上越来越复杂，以至于和当代人所处的世界相距渐远。每年出版的诗集固然很多，但出版社却无利可图。出于对诗歌传统的尊重和保护，法国政府为诗集出版提供种种优惠和补贴，甚至亲自出面协调推介，如《法国诗五十年》专刊和《卅位诗人》评价专集，便均系法国文化部、外交部大力推出，出版界更从1983年即组织“诗歌市场”，为诗找出版社，为出版社找诗集，但同样举步惟艰，最终不得不寻求政府赞助，事实上，除了《伽利马诗歌》和《今日诗人》这两个由著名出版社精心包装、定期发行的当代诗歌系列丛书，法国每年多达400部以上的诗集都要依赖补贴、甚至作者自费出版，用一位出版商的话说，大部分出版社在诗歌出版方面要考虑的是“能出版多少本”而非“能卖出多少本”。

法国从来没有专业作家体系，历史上的诗人无不另有财路，如雨果主要靠小说版权、而左拉则是个专业媒体人，近现代诗人中，佩斯是职业外交官，克罗是发明家，而“狂人”兰波的诗人生涯只有短短5年，诗人在法国永远以“财富的贫穷，精神的富足”自傲，并享有崇高的名望和社会尊重，但如今就连这些也不复存在，自然让他们感到失落。有些诗人，如罗瓦，将之归咎于大中学教师的诗歌教学枯燥无味，弄倒了年轻人的胃口；另一些人则认为诗歌的形式还不足以满足新人类的口味，并力图在诗歌中加入东方文化、黑人土风，以及种种新元素，但应者依然寥寥。

法国人真的不爱诗了么？当然不是。从现任总理德维尔潘到天蓝海岸普通的卖冰人，都是诗歌的创作者；从1991年举办至今的“诗歌春天”活动，每年都吸引大批参与者；据《费加罗报》2004年的调查，1500名受访者中86％正在阅读诗集，其中大多数自己也写诗；古老的《拉封丹寓言》几乎每年都再版，且是排行榜的常客，这和许多现代诗人那些“只有自己一个读者”的诗集形成鲜明对比。

当诗人远离大众的时候，大众自然也就原理了诗歌。近几十年来法国诗人沉湎于流派之争和对诗歌形式、结构、表达方式的钻牛角尖式的反复尝试，却忽略了诗歌的内容，忽略了社会，忽略了读者和大众的感受。好在今天越来越多的法国诗人开始认识到这一点，“诗歌春天”组织者、前文化部长、诗人雅克.朗就主张“诗歌回归大众”，把诗歌活动推向剧院、学校、书店，收到了不俗的效果。正如诗人西梅翁所指出的，诗歌与大众亲近的过程，是诗歌自身的意义被激发的过程。

诗人不能靠写诗维系生活是世界性问题，也许法国诗人永远不可能像小说家那样获得丰厚版税，但只要这种走出象牙塔、回归大众的趋势延续下去，他们在继续财富贫穷的同时重获精神富足，还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