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二次、第三次攻打上海之役经过

太平军夺取上海县城的努力以出乎他们本身意料的戏剧性场面受挫，但上海本身的压力并未解除。太平军虽放弃松江府城，却仍留守青浦、嘉定，保持着对上海的强大压力。清军方面则兵力单薄依旧，不得不一面继续向清廷、曾国藩和邻近清军求援，一面乞求英、法帮助。但曾国藩湘军始终在皖北稳扎稳打，仅自己把大本营移驻皖南祁门，摆出一副兼顾下游的姿态，浙江兵张玉良部攻嘉兴不克，爱莫能助，最后只有江北所遣的向奎、曾秉忠两支水陆援军到达，向奎为漕标副将，手下只有绿营兵1500，曾秉忠虽为提督衔总兵，所带兵力却仅为长龙战船30艘，因为兵单不敷分配，不但无力反攻青浦、嘉定，甚至连太平军放弃的松江城，也只能由副将陈汝霖督率一些民团，与刚刚恢复元气的华尔洋枪队会同防守。

刚刚在上海防御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英、法军队此时却态度消极。主观上，英、法与清朝事实上处于交战状态，就在他们协助上海清军守城的几乎同时，两国在华军队的主力却正在向清朝首都北京进攻，并在一个月后烧毁圆明园，将清帝赶到了热河，虽然此后签署了《北京条约》，但由于清廷中枢，以肃顺为首的反和议派仍占上风，是以英、法等国与清廷之间矛盾尚未完全弥合，两国政府都继续在“中立”的幌子下，保持对内战双方“走着瞧”的立场，正是出于这一立场，他们只愿防御上海县城和租界，而不肯协防上海周边城镇，更不愿出兵协助清朝夺回仍被太平军占领的地区；客观上，两国在远东兵力本就有限，主力（英军10500人、法军6300人）又不得不滞留北方，上海的陆海军兵力无力承担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无奈之下薛焕等不得不将宝押在华尔身上，允许他招募中国人为士兵，以西方人任军官，“用夷法部勒我勇，衣服器械，皆夷也”，开创了中国人习练洋操、采用西方军制的先河，但这支中外混合军最初仅700人，而且英、法等国在上海的官方人员、尤其正规军官对他们很不以为然，英国驻华舰队司令何伯甚至以华尔招募英军逃兵和违反西人中立法则为由逮捕了他，打算将他驱逐回美国，仅因华尔声称已加入中国籍才释放，显然，此时的洋枪队并不足以担当重大作战任务。

太平军方面此时也无力立刻发动对上海新的进攻，在上游，湘军对安庆的包围圈越来越紧，天京赖以生存的安徽粮源日益枯竭，在名义上可以指挥全军的英王陈玉成屡次要求诸王合力回援，对下游的攻势浅尝辄止；天王洪秀全则因得悉英、法联军在北京屡次打败清军而欢欣不已，萌生了再次“扫北”的念头，并紧急招回刚刚解除嘉兴之围的忠王，拟以他担此重任。

忠王鉴于前次孤军扫北全军覆没的教训，并不愿意北上，而打算进军江西，去接应当地起义民众。双方僵持的结果是忠王不顾天王的强令，执意率兵西征，在此前后，英王自领大军前往皖北，谋解安庆之围；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及黄文金、刘官芳等几支太平军主力则一直在皖南宁国府一带攻城夺地。1861年春，因英王久战湘军不下，在他本人的建议和干王的推动下，制订了攻武昌以解安庆之围的第二个“围魏救赵”计划，各路太平军主力在这一计划的指导下在长江两岸分兵大举西进，整个太平天国的战略重心移向长江中游，暂时不愿也无力在上海多生事端。

英、法等国在获得不平等条约的便利后急于将之兑现为实际利益。由于1858年英国驻华全权特使额尔金溯江上驶时得到太平军忍辱负重的友好对待，同时上海一役中，他们也感到太平天国无意与列强为敌，鉴于太平军控制了《北京条约》规定开放的部分长江港口和江面，又占领了广大的丝、茶产区，外国传教士们也成群结队前往天京，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太平天国的上帝教改造成符合他们标准的正统基督教。这都使他们觉得有必要和太平天国做进一步接触，通过谈判获得更大的利益，同时，和太平军保持接触，也是逼迫清廷做更多让步的最佳砝码。

出于此目的，1861年2月，何伯、巴夏礼等率舰队自上海溯江西上汉口，并在停泊天京时向太平天国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持有英国通行证的船只可自由航行长江，及太平军不得进攻上海、镇江、九江、汉口100里以内地区等，经过交涉，太平天国于4月2日颁发通令，同意在本年内不进入上海100里以内地区，这就为上海县城赢得了大半年的和平时间。

太平天国方面之所以会同意这些不合理要求，除了兵力不足外，主要原因是天王和许多官员囿于共同宗教信仰、尤其是看到英、法正与清朝交战，误以为可以通过与洋人结好，从而将其兵锋引向清方；此外，太平军通过1860年的胜利，军队数额成倍扩充，已远远超出了疆土扩张的速度，也希望通过对外贸易，缓解财政压力。同时，洋船的大批涌入，还可以补充太平军的装备和物资供应不足，如被围困的安庆、黄州，就由于洋船不断供应粮食、军火甚至造战船的木材得以持久维持，最后湘军不得不耗费巨资将路过洋船的货物全部买下。

但上海的和平注定是脆弱的、不能持久的。对于列强而言，《北京条约》所给予他们的利益，诸如内地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等，是太平天国方面所不可能应允的，当1861年底辛酉政变发生、主张遵守条约的慈禧－奕訢主政后，他们最后的担心也随之消失，尽快结束中国内战、从而及早得到条约所赋予的种种特权，成了两国政府的共识。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逐渐感到，太平天国的“上帝”和他们的上帝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也无力改变这一事实，因此在此期间，几乎所有西方传教士、包括此前对太平军颇有好感的一些人，都转而恶毒咒骂太平天国，其中甚至包括洪秀全的宗教老师罗孝全在内。在太平天国方面，虽然天王答应了一年内不进攻上海的要求，但在他心目中，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是他理所当然的疆土，不收复仅仅是暂时的，而不可能永远弃之不顾。

此外，由于安庆于9月5日陷落，上游严重失利，而忠王、侍王却于年底大举进入浙江，夺取了包括杭州在内的大部分府县，夺取上海，拔掉长江下游清方最后一个钉子，从而彻底结束两线作战的窘境，成为忠王等许多太平军将领的现实考虑。

正因如此，在1861年下半年，双方的摩擦日益增多，112月27日，何伯提督再抵天京，提出包括允许悬挂英国旗的中国木船自由航行长江不受检查，及保证永久不进入上海、九江、汉口百里之内的新要求时，理所当然为太平天国所拒绝。

1862年1月1日是“保证一年不进攻上海”协议期满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太平军发布照会，严词拒绝了何伯的新要求，表示夺取上海是自己的权力，既然期限已满，太平军就无需再受协议约束。英国负责谈判的宾汉舰长当日即复书太平天国，发出战争威胁，声称太平军“将因愚蠢而获致进一步后果”，上海之战的帷幕，不可避免地被再次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