喵喵西游记之贝宁篇第十 西非住院手记

又是疟疾。

其实几天前就隐隐感觉身体要出事，最近天气太热，工作压力又太大，只是没想到这样快，这样猛。
上午尚能支撑着发货，中午却已连咀嚼午饭的气力都几乎没有了，到得下午，脚步虚浮，深情恍惚，忽而额头如火，忽而四肢如冰，连货名、货价，都已经完全弄不清查了。
助手和黑人司机对视一眼，都点了点头：洛克撒，中国医疗队。
轻车熟路，不过八九天前，我刚刚把助手送去那里住了四天，直至康复为止，那儿虽远，却有从内外科直到小儿科妇产科的13个中国大夫。
恍惚间看见老板走过来，看了看我，摇摇头：
“下了班送医院，就。。。。。。本市法国医院罢！”
不，我不去那家什么法国医院。
虽然从没去过，但上次助手患疟疾时，我向中国餐馆老板娘打听医院地址，她立即推荐了洛克撒，而不是正开在她饭馆对门的那个法国医院。
不，我不去。。。。。。。

不去也得去，车是老板的，钱也是老板的，他高兴。
再说，我已经昏昏沉沉地说不出半句话来了。

法国医院，一所颇像县初中的旧房子。
几个头戴毛线帽，身穿红白格短袖上衣的黑女子——据说是护士，一笔一划地花了10分钟完成登记工作，然后把我们引进一间放着两张破木板床的房子，木板床边坐着一个四方脸的黑大夫，脸色颇为庄严肃穆。
“这个。。。。。。。可能是发烧，可能不是发烧，不过现在他是39度8。。。。。。可能是疟疾，可能不是疟疾。。。。。。。”
把我按倒在木板床上认真检查了10分钟之后，四方脸慢条斯理地发表着高见。
“你能不能快些确诊，他早些康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的。”老板的脸色好像不太好看。
“这个。。。。。。。可能是疟疾，可能不是疟疾。。。。。。。哦，我怎么忘了，我们这儿有疟疾检验盒，检验盒。”

检验盒，据说只需要一滴血。
一个毛线帽表情凝重地拈着一根一头尖尖、一头粗而空心，仿佛缝纫机针头的玩意儿，慢慢走近我，一手抄起我的右手中指，一手持针，眯着一只眼瞄了片刻，臂抡如满月，针去似流星，但听噗哧一声，我疼得几乎昏了过去。
但真正让我昏过去的是下面一句话：
“哦，没扎好，再来一针。”

扎完了，验完了，除了痛苦什么都完了。
疟疾。

“必须住院，我们这里有最好的病房。”
那就住罢，老板大约在想，住这里两天半就能出院，住洛克撒至少要4天。

最好的病房，老板这次没有省钱。
有床，有窗，有空调，有卫生间，当然，也有蚊子和污物。
药买来了，点滴注射的奎宁之类，每天三个盐水瓶。
四方脸严肃地看着我在只有三四个破洞的床单上躺下，伸手抄起点滴针——好在，是一次性的——，用酒精略擦一擦我的右虎口，嗖地一针，恶狠狠地扎了上来。我疼得倒吸一口凉气，左手紧紧抓住了床单。
“不行，扎的不对，我再来过。。。。。。。这次还差一点，。。。。。。。真的，这次就只差一点点而已。。。。。。”
耳边，四方脸的声音越来越弱，我的眼睛已被汗水模糊了。
“你在干什么，我没见过你这样的。。。。。。”恍惚中，老板和助手在惊叫。
“耐心点，我这针就好，不，下针，不不，等等等等，这针一定一定。。。。。。”

终于，他好了，我醒了，老板和助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去了。
这真的是这家医院最好的病房，有床，有窗，有空调，有卫生间，也有蚊子和污物，可是，别的什么也没有。
窗外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我知道，外面是椰子树，院墙，院墙外面是那家中国餐厅。
除了看输液瓶里的液体一滴滴的掉下来，我还能做什么？
毛线帽们每隔一会儿就会来量体温，然后嘟囔几句，还好，她们偶尔还笑一笑。

22点。
老板拎着两个塑料袋来了，我挣扎了一下，没爬起来。
“这些给你，早些好，早些出院。”老板聊了几句生意，走了。
烧好像退了一些，我挣扎着用左手解开塑料袋：洗漱用品，两罐可乐，还有我的一本资治通鉴。
老板到底还是读书人出身，知道我现在想要的是什么。

昏睡，醒来，再昏睡，身上粘乎乎得十分不自在，床单早已被我的汗水湿透了。
零点55分，液体差不多输完了。
一个毛线帽慢吞吞地走进来，拔掉输液管和针头之间的接口，伸手摸出个塞子赛上，用胶布缠好：
“好了，您就这样休息罢，明天早上再输。”

带着针头，澡是洗不成了，只好睡吧，可是睡不着，爬起来，挣扎着用左手在药方上写了首诗。
两点多了，这会儿，许多朋友正等着我在网上出现罢？
疼痛，疲惫，终于让我昏沉沉地睡着了。

“先生，先生，醒醒！”
睁开眼，天色已经亮了：早上7点半。
四方脸和毛线帽并肩站在床头，毛线帽手拿听诊器，四方脸捏着那根明晃晃的大头针。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扎罢。

这次居然只扎了两三次，可是却挤了满满一试管血：
“我们还要检查，这个，我们的检查有时候未必就准，所以。。。。。。。”

早餐，一块面包，吃不下。

9点，老板打电话来，问能否出院，我让他中午赶紧来救我出去。

15分钟后，院长，一个法国老太太，据说也是医院里唯一的法国人，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巡房。
看来她对我的法语很满意，破例和我聊了好久，临了，对着窗边的可乐罐一皱眉 ：
“您这样的人，怎么也喜欢这些美国佬的垃圾饮料！”
我苦笑：
“太太，我也想喝香槟，可也得有啊！”

9点50，两个毛线帽推着输液器械进屋。略作准备，其中一个拔开我手腕上的塞子，另一个干净利索地把输液管使劲塞了进去。
我登时觉得右臂又酸又疼，几乎晕了过去。
“这个。。。。。。因为一夜没有输液，现在液体要把伤口的凝血冲开，所以疼痛是难免的，您要理解，您一定要理解。”
我理解，我只能理解了。

11点30，右臂的酸痛终于渐息，我想该去洗手间洗漱一下了。
床边有铃，按了，毫无反应。
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医院吃闲饭。
我吃力地坐起来，用左手托起挂盐水瓶的铸铁架子——卫生间里没有悬挂设备，昨天助手就和我说了——，小心地挪到卫生间门口，慢慢地试着把高高长长的架子挪进低矮的卫生间门，然后，匆匆洗漱，再重复一次刚才的操作程序。
满头大汉地重新躺下，抄起资治通鉴，硬着头皮读起来。

12点，午饭，清水煮豌豆，餐具是一把刀，一把叉。

12点50，老板和助手来了，可是四方脸坚决不让我出院：
“他买了8瓶药，现在才挂了三瓶，出院是制度不允许的，不允许的。”
谁敢和制度为难呢 ？

一瓶，一瓶，又一瓶。
天又渐渐黑了下去。
我的烧似乎已经退了，疟疾差不多好了罢？这样大剂量的奎宁，只有黑人才敢用。
但我的身体依旧虚弱，甚至更虚弱了，奎宁对肝脏的严重危害，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
19点，晚饭来了，清水煮豌豆，餐具是一把刀，一把叉。

我不想睡了，我一直在睡着。
可如果不睡，我也只能用各种极不舒服的姿势读那卷读烂了的资治通鉴。

睡觉，资治通鉴，再睡觉，再资治通鉴。
12点50，盐水似乎又要完了，我按铃，没反应，又按，还没反应。
没奈何，咬牙抄起铁架，一步步挪到20米开外的值班室，四个毛线帽正端坐聊天。
“哦，真对不起，您先回去，我10分钟后就到。”
拖着铁架又一步步蹭回房间，10分钟，这次非常准时。
又是塞子，又是胶布，我有些不耐烦了：
“难道您不知道暂停输液应该把针头拔掉么？”
毛线帽的黑脸一下子红了：
“实在对不起，这个。。。。。。我们的大夫好不容易扎进去，如果拔出来，明天再扎也许就没那么顺利，。。。。。。其实我们这样也是为了您好。。。。。。”
我默然，顺利已经是这样，不顺利么，还是不尝试的好。

凌晨，睡不着。
亭子怎么样？雍老师和朋友们都好么？
挣扎着爬起来，用带着针头的右手执笔，想写首七绝，写了两个字，叹口气，又换成左手。
万幸，我曾经是个左撇子。

不知何时睡去，又不知何时醒来。天又亮了。
又是毛线帽，又是大头针，这次是两管血。

“您辛苦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挂完这一大一小两瓶液体您就可以出院了。”

挂瓶子之前照例是早餐，照例是面包一块，早餐后照例是法国老太太巡房。
“您对敝医院有何高见？”
老太太非常温文尔雅。
“这个。。。。。。您非常热情，可您的属下。。。。。。。”
老太太摘下老花镜，擦了擦，又戴上：
“这个，唉，我知道，可是法国医生留不住，这些当地医生。。。。。。如果几年前我会亲自动手，可是，您看，我都70多了。”
老太太的手在哆嗦，我的右胳膊也在哆嗦。

9点50，输液准备就绪。
一个年长的毛线帽一丝不苟地抄起我的手腕，拔下塞子，劈手将输液管头塞了进去，还使劲转了几转。
我疼得差点叫出声来，不一会儿，半边身体都麻木了。
“这很正常，塞得久了么。”
毛线帽神色自若，一边说话，一边使劲抖着输液管，我的身体也随之不停抖动着。
终于，她走了，疼痛和麻木却在继续。
我咬牙挣扎着半坐起来，抄起资治通鉴：也许，转移一下注意力对我有帮助？

12点10分。
输液瓶中的液体已经只剩下最后几滴，我按铃，没反应；想重施故技抄架子走人，可是这回毛线帽把瓶子挂在最上层的钩子，管子极短，连翻身都困难，更别说那样的高难动作了。
液体已经耗尽，我的虎口开始阵阵涨痛。
我不顾一切地坐起来，一把揪下瓶子，挣扎着跑进了值班室。
值班室，几个毛线帽正在神情自若地聊天 ：
“您回去稍等，十分钟后就到，记得把输液管关闭，以免回血。”

输液管关闭了，可是回血依旧。
10分钟，很准时，可是我已经疼得直抽冷气。
最后一瓶液体稳稳当当挂上架子，接好，却就是不滴液。
毛线帽麻利地摸出一个空针筒，狠狠扎进我手腕附近的皮管内，使劲吸着血。
“啊～～～”
钻心的疼痛，我终于叫喊起来。
朦朦胧胧，听得毛线帽低低的声音：
“抱歉，一管不行，我再抽一次。。。。。。”

第二管，第三管，还是不行，鲜血已经染红了我的手腕，染红了床单和地面。
愤怒让我突然清醒起来：
“停止，立即停止，我不是你们的实验兔子，按铃不来，本来就是你们的错，却让我。。。。。。”
毛线帽委屈得差点哭了：
“这个，这个铃是坏的，输液管开关也是坏的，我怎么知道。。。。。。要不，我让大夫来，帮您扎到左手上？”
天哪，算了罢，我好歹要留一只手的。
正此时，一个五十多岁的毛线帽慢条斯理地走进来，端详了一眼，拿过针管，不过试验了两次，居然通了。
毛线帽们对望着松了口气，走了，哪管我右肩以下几乎动弹不得。

大约13点，午饭，清水煮豌豆，餐具是一把刀，一把叉。

过了一会儿，四方脸来了，拿着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发票。
我没有打开看，一来无力，二来反正不用我掏钱。
“您是翻译？”
我点点头。因为商人容易遭到勒索，所以我们出门喜欢自称翻译，反正我真的曾经是翻译。
“那么，您一定会俄语了！”他兴奋起来。
俄语，只会几个词儿而已。
他似乎比我高明，却也高明不了多少。
“知道么，我是在俄国学的医呢，在莫斯科。”
是么，可是，我怎么都觉得他似乎学的该是兽医，就像这里的饭菜怎么看都像饲料一样。

15点正，最后一滴液体终于滴了下来，毛线帽终于在“坏了”的铃声招呼下及时赶到。
那个年轻的毛线帽对我怯怯地笑了笑，一使劲，连皮带肉，把针头拔了下来，并立即敷上酒精棉球，包扎起来，血肉，溅得到处都是。
我眼前一黑，使劲忍住：无论如何，结束了，都结束了。

15点10分，老板进屋，打开发票，一皱眉：14万西法。
我正疼得龇牙咧嘴，见得发票，却忍不住笑了：
几天前，我送助手去中国医疗队，同样的病，四天，费用全包，6万而已。
老板面色铁青地付了钱，拉上我正要走，四方脸却又把我拦住：
“您还得重新包扎一下。。。。。。。”
是的，必须这样，鲜血，早已把我的手腕染红。

下午，上班，当然，什么也干不了，只能坐着。
回到家里，发现中央四套收不到图像了，据说已经两天。
“反正还能听见声音，就不要乱花钱了么。”老板舒服地坐在沙发上，慢悠悠地说道。
我的右小臂肿得像馒头，稍一用力，钻心的疼。
算了，你爱说什么说什么罢，只要你不在，我马上找人来修。

同样的，只要他不在，哪怕痛死，我也绝不再踏进哪所法国医院半步，以我正在灼痛的右臂起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