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与栗决定第二天去仁爱之家做半天的义工。日本由于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完善，针对贫穷、儿童，饥饿等类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并不多，所以有仁爱之家的分支机构且就在九州的别府我感到有点吃惊。我和栗就是在仁爱之家结识的，此行一别也不知何时方可再见，能够到仁爱之家一起再重温印度共事的时光，也是件不错的事。

第二天早上我送别了要上班的亮二和雅明，栗把我的自行车又一次扛上车，我们一起来到了仁爱之家。这里不像我们共事的印度分支机构，里面既没有无家可归的病人，也没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义工。这个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住在附近的精神病患者，他们男女老少都有，或因生活或因工作，压力过大而患上精神病。据说一周也就一两天需要义工为他们在仁爱之家的聚会做做饭而已，于是我们的工作就是做饭。

栗的母亲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周都会来仁爱之家当义工，第二天我们就在她的指挥下切切菜、洗洗碗，和其他的日本义工、国外的修女忙成一片，有说有笑。又一次用英文和修女聊天，感觉似乎又回到了间隔年的时光。人的一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便会将其放在心底，永不忘却，间隔年可能就是这样的一段经历吧。

这里的仁爱之家不像印度，可能因为义工自己带上午餐的食材所以也向义工提供膳食，也就是义工自己做的饭。午饭时间一到，义工和聚会的病人分开不同的房间用餐。正常来说，一天的工作到此也就结束了。可是用完餐不久，修女就找上我来，介于我不大会日语，他们提议我给聚会的老人唱首中文歌，说我是今天这里的特别客人。

我参加了他们的聚会，栗就在休息室休息。午后的聚会，有唱歌、跳舞、游戏，甚至还有病人自编自导的小品。这群精神病的患者们在这个时候多么地正常，可爱。

我最终为大家唱了一首《北国之春》，那是来自日本的歌曲，在中国也颇有人气。我在一位香港的修女的介绍下和大家聊天，最后唱歌的时候，我用中文，病人们用日文，一起把歌唱完。那天的聚会也以我的歌作为结尾。

和栗离开之前，修女来向我道谢，说病人们今天因为我的到来很开心，我听了很高兴。想起在仁爱之家德兰修女说过的话：上帝没有要求我成功但要求我真诚。

我想我的做的饭一定不够美味，唱的歌也一定不够动听，而且还有很多的事情我都不会做得好，但这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只要用真诚的心来做事情，别人都能感受到，精神病人也一样。

发达的日本物质生活并不贫乏，但社会的高节奏和压力却令其自杀率高居不下。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多的物质享受，我们需要的只是心灵的平安，至少从这群病人当中我能感受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