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3期19页。

[2]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464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等：《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2期18、27页；《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浅穴式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考古》2009年2期38页。

[4]赵春青：《关于新砦期与二里头一期的若干问题》，《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83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5] 如花边罐，新砦2000T5④:40（参见《新密新砦》447页）与曲梁H4016:21（参见《考古学报》2003年1期58页）比较。菌状盖纽，新砦2000T5④:56（参见《新密新砦》440页）与曲梁H4016:27（参见《考古学报》2003年1期66页）比较。

李维明：《新砦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初议》，

《中原地区古城、古都与古国学术研讨会论文》，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010年。

博主按：《新密新砦》报告虽对新砦遗址第三期提出分段方案，但认为“这两段之间的时间差距不会很长，应该是紧密相连的两个阶段”，“新砦三期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遗存”（464-465页）。报告作者在与新砦二期比较时,也是把这期遗存当作一个整体的。这样，新砦三期遗存年代的确认，应以其中最晚的遗物为准。而如上述介绍和推论，新砦二期的年代能否早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仍是个大大的问题。

目前,二里头文化一期不早于1750BC的测年结论,是以作为上限边界的“新砦二期”整体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为分析前提的。如果这一认识不成立，那么二里头文化绝对年代的上限也要重新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