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看，燕下都范围内的东周时期遗存可上溯至春秋时期，而最为丰富的阶段要数战国时期。这些不同时期的遗存，在数量、内涵和分布范围上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这是我们了解燕下都遗址内涵与性质演变的一个重要线索。

我们注意到，春秋时期的遗存仅分布于东城西南部的北沈村至西贯城村（6～8号居住址），以及东城中部的郎井村至高陌村一带（l3号居住址）（图一）。这一时期的遗存分布范围极其有限，遗迹有小型房址、墓葬及灰坑等，属此期的零星铜器均为采集所得，未发现规格较高的建筑遗迹和大中型墓葬。

（底图系据报告自制的“燕下都可分期遗存分图图”）

与春秋时期相比，战国早期遗存的分布范围并无太大的扩展，向西仅达于西城东部的西沈村北一带（19号居住址），其北限仍位于郎井村至高陌村一线（10、13号作坊遗址），未超出3号河渠遗迹。同时，已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遗存均为一般性居住址。如郎井村西北的“10号作坊遗址在战国早期尚是一处居住址”，到了战国中期则发展成为一处规模较大的冶铜和铸铁作坊遗址（《燕下都》第434页）。

总体上看，春秋时期的遗存分布范围较小，仅发现于东城的西南部和中部一带。遗存规格不高，应属一般性居住址。战国早期遗存的分布范围有所扩大，但所发现的均为一般性居住址和小型墓葬，遗址的性质仍属普通聚落。

    这些遗存空间分布的信息，都是一点儿一点儿地从发掘报告的各个部分“发掘”出来，又一一地标在报告给出的总平面图上的。这些遗迹一旦按期别上图，聚落的变化过程也就一目了然了。这也是复原聚落形态演变过程的一个笨办法。

我在《早期城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博文“城市礼制文明板块”）一文中曾指出，“对城址的动态解读是深化城址研究的一把钥匙”。

“早期城址……多被长期使用，其结构和布局也往往因时而变。这就需要我们从纷繁的考古材料中，分析出其在各个时期的存在状况，从而梳理出其发展演变的脉络来。这是城址综合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前此，对早期城址的研究往往囿于以一张‘总平面图’来解析城址的套路。由于田野工作的不充分，材料发表的语焉不详，不少重要城址仅有１篇简报、１幅极粗疏的城址平面图，而绝大多数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址连这些也没有。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城址研究的深化。同时，动态解读意识的淡漠也妨碍了对城址演变过程的探究。

而“扎实的田野工作以及详瞻的考古报告是对城址进行动态解读的前提之所在。”（《中国文物报》2002年6月14日）

只要给出了正式的考古报告，我们的案头“再发掘”就可以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