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期，燕下都开始出现一系列重要的遗迹现象。三号河渠遗迹以南的原有居住址上，多处发现夯土建筑遗迹，出现了若干规模较大的作坊遗址。同时，这一时期的遗存已向北逾出三号河渠遗迹，其北限达于东城北部的东西隔墙。在三号河渠遗迹与隔墙之间，已发掘的夯土建筑遗迹和作坊遗迹都包含着这一时期的遗存。其中，始建于此期的25号、27号建筑遗址及v号地下夯土建筑遗址是老爷庙台建筑群中的附属宫室建筑遗存。武阳台东建筑材料埋藏坑亦属此期。该坑所出各种建筑用瓦形体大，制作精致，纹样考究，应是修建武阳台宫殿主体建筑时埋藏破损瓦件之所在。同期的郎井村东30号遗址出土大量刀化范，应是燕国制造刀化范的官营作坊遗址。

燕下都东西两城的城垣，仅西城西垣作过解剖，知西城的建造不早于战国早期。一般认为西城的建造要晚于东城。东城城垣一直未作清理，具体建造年代尚不得而知。结合战国中期该遗址上一系列重要遗存的出现，可以认为东城城垣也极有可能始建于战国中期前后。

位于东城西北部、隔墙及一号河渠遗迹东折部分以南的九女台墓区，共有10座大型封土墓。已发掘的16号墓虽被盗，但出有九鼎八簋的陶礼器组合，并发现有随葬的车马坑一座，墓主应为燕国王室成员或高级贵族。对该墓所属时代的认识目前尚不一致，从随葬品的组合和形制上看，以往将该墓定为战国中期应大致不误。

位于中易水南岸、燕下都城南的周任村战国墓地，总面积达16万余平方米。经钻探，共发现墓葬480余座。已清理的2座小型墓的年代约当战国中期或稍早。解村村东发现的14座人头骨丛葬遗迹，其中1号和5号遗迹已作了局部清理。据初步估算，14座人头骨丛葬遗迹所掩埋的人头骨在3万颗左右。其附近还发现3座战国中期后段的大中型基葬，人头骨丛葬遗迹应与其大体同时。有学者认为该遗迹应与燕国的“子之之乱”、“构难数月，死者数万”这一大的历史事件有关。另有学者推测人头骨应是乐毅伐齐之战中缴获的敌国俘虏首级。

要之，战国中期遗存的数量与内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遗迹的规格大幅度提高，开始出现功能分区。最引人注目的是，东城隔墙与三号河渠遗迹之间的地带，被作为一处特殊区域而开发，这里开始兴建大型的夯土建筑基址群。由相当于此期的25、27号建筑遗址、v号地下夯土建筑遗址及武阳台东建筑材料埋藏坑的发掘，可知武阳台主体宫殿建筑基址和老爷庙台宫殿建筑基址等都应是始建于这一时期的。该区域内还出现了像30号制造钱范作坊遗址这样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同时，在东城西北部开辟了九女台高级贵族墓区，这一墓区应具有“公墓”的性质。

由上述考古学现象可知，大体在战国早、中期之交，燕下都遗址的性质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战国中期，燕下都开始出现与都城规格相应的各种重要遗存，大型夯土建筑工程的兴建尤其令人瞩目。在考古学上表现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宫殿宗庙遗存，是中国早期都城的最核心的内涵和决定性标志物；同时，集中了当时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关涉国家命脉的手工业作坊，也是非都城莫属的重要考古学现象。通过对报告提供的考古学材料的分析，本人认为，作为都城的燕下都始建于战国中期之初的观点是可以信从的。

我们注意到，战国中期兴建的以武阳台主体宫殿建筑为中心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全部位于三号河渠遗迹至隔墙这一地带，而据己发表的材料，该区域内尚未发现早于战国中期的遗迹。是否燕下都在营建伊始，就有意以河道为分界划分不同的功能区，将官殿区规划在已有的聚落以外，而将原来的聚落所在地作为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