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朋友之托，给了《寻根》杂志“特别关注：二里头文化探秘”栏目一篇同名小稿，已刊于《寻根》2010年第3期。

由于主编是看了《最早的中国》才设法约稿的，要的就是《最早的中国》的“浓缩”，所以才敢在庸忙中答应下来。答应下来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还有话要说。

正像昨天网友希望解答的，“最早的中国与中国文明的起源之间的关系问题”，尽管本人在书中已做了阐释，但可能“鼓吹”笔墨太繁，反不易为学友所了解。因此接受约稿后，正好想在这篇小文的开篇，谈谈这个问题。

说到二里头的历史意义，大家经常说她是华夏文明的源头。应当说，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中国考古学近百年的研究探索，使我们知道华夏文明的源头要上溯到更久远的新石器时代，而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则是华夏王朝文明的开端。

要说清楚这件事，我们得先把视野放宽到距今五六千年以上，看看东亚大陆发生了什么事，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约距今六千年以前，广袤的东亚大陆上的史前人群，还都居住在不大的聚落中，以原始农业和渔猎为主，过着大体平等、自给自足的生活。各区域文化独立发展，同时又显现出一定的跨地域的共性。到了距今5500～3800年间，也就是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进入了一个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时期，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有的则借用欧美学界的话语系统，将其称之为“酋邦时代”。

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阶层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现象，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摩擦折冲都日趋频繁。许多前所未见的文化现象集中出现，聚落形态上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如大型中心聚落及以其为中心形成的一个个大遗址群，城墙与壕沟、大型夯土台基和殿堂建筑、大型祭坛、大墓等耗工费时的工程，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质量上所反映出的巨大差别等等，都十分令人瞩目。这些重大发现在不断修正着人们的认识，随着1970年代末期以来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公布，中国在三代王朝文明之前即已出现了城邑或城市、它们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的观点已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

这些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这也就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础。我们或可把中原王朝崛起前的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称为“前王朝时代”。

那么，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后世“中国”的雏形或者说“最早的中国”崛起于世呢？

按古代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一般认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属于“龙山时代”，在其后约20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仍然处于邦国林立，战乱频仍的时代，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筑城以自守，外来文化因素明显。显然，“逐鹿中原”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看不出跨地域的社会整合的迹象。也就是说，至少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与此同时，兴盛一时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

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衰落，此期出现了超大型的都邑——二里头遗址。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其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实际面积还要大于此。

    经半个世纪的田野工作，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二里头是否肯定就是夏王朝的都城遗址呢？根据现在的材料，我们还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

由于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夏年和商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夏、商两个族团又都主要分布在狭义的中原地区，大体位于现今河南省境内，二者的文化交流又颇为频繁，所以无论从年代、地域分布和考古学遗存的特征上，都很难把二者分辨开来。因此，尽管学界有不少学者推断二里头为夏都，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但到目前为止，在二里头还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的当时的文字材料，因而还无法确认它到底是哪个王朝的都城。

另外，以往推断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主要证据，是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900-1500年，历时约400年左右，其主体在一般认为夏纪年的范围内。但最新的碳素系列测年的结果，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750-1530年，只有约200多年的时间。如是，二里头文化的主体是否与夏纪年相合，就更加不确定了。

所以，对二里头的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学术界还没有定论。出土文字材料的匮乏、传世文献的不确定性等因素，都导致我们对早期中国的纪年只能作粗略的把握。“疑则疑之”即出于不得已，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丝毫不影响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

我想上面这段文字应该把网友提出的问题说清楚了，这也正是《最早的中国》的主旨。如果您还觉得太啰嗦，我再试用几句话来总括一下：

中国古代文明大体上可分为三大阶段：前王朝（邦国）时代、早期王朝（王国）时代和成熟王朝（帝国）时代。第一阶段的开端不好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姑且把公元前3500年定为“探源”的上限，大体可从。第二阶段，二里头是王朝文明的开端，也即“最早的中国”。第三阶段，当然始于秦汉帝国。

这就是我的中国古代文明观。

依此，二里头已脱离了“文明起源”的阶段，它不是最早的国家，而是更高层次的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作为政体的“最早的中国”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