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中国》中提出二里头文化是“最早的中国”，一年来网友跟帖中有质疑的声音，这是很正常的。但有的网友把这一观点与曹操墓和夏文化讨论联系在一起，这引发了我对相关概念和论理的思考，小有不成熟的心得，提出供诸君批判。

以前我们一般将“推论”和“假说”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可以互换，构成考古学整合研究层面的“解释”体系。现在看来，在众多的“解释”工作中，应当区分出“假说”和“非假说”两个概念，而这里，暂以“推论”来表述这种“非假说”。

窃以为，“二里头文化属夏文化”、“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属于假说，而“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属于解释性的“推论”。

为什么呢？

理论上讲，来自于传世文献的曹操高陵和夏王朝（如果存在）的遗存都是需要验证且可以验证的，因为它们都具有唯一性或曰排他性，只要有确凿的文字材料出土，问题即可解决。

什么遗存可以被看作是“最早的中国”这类命题，则是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证真或证伪的。它只是学者个人对历史文化进程给出的一种推论，一种解释。没有唯一或排他的标准，只是一家之言。“中国”的概念有多种，仅在古代中国就有六七种之多。一千名学者或许会有一千种解释。只要你自圆其说，概念和推论过程周延，就可以成立。这一点我想是大家能够认可的。

作为一介学者，我认可最早的“中国”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的解释，对“最早的中国”的定义是东亚大陆上首次出现的“核心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总体上看，这是取狭义的政体意义上的“中国”之意。

作为一家之言，将其落实在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无论是二里头这一“点”还是辐射出的一个“面”，都符合我个人对“最早的中国”的认知。我认为与此前的文化相比，二里头产生了质变。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说此前交相辉映的史前区域文化是大体均质的行星的话，那么二里头已开始成为一颗有较大的文化磁场的恒星，它开启了两千多年中国王朝文明“太阳系”的进程。

如果您认为在此之前“满天星斗”中稍亮的一颗如新砦、王城岗、陶寺、良渚乃至牛河梁已属中国，或者它们一大堆或几支代表一个共同的早期中国，甚或源远流长的中国可以上溯到北京猿人，那都可以成立，只要你给出“中国”的定义，并自圆其说。如果您的“中国”不是当今疆土地域之意，您至少要对“中国”作出文化体上的界定。

《最早的中国》的观点不是权威发布，不是一个等待验证的假说，它只是学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百家争鸣中的一说。在这样的解释性推论中，没有一个非此即彼的标准答案，因此也是不排他的。

也许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个人的观点还会改变。譬如在嵩山一带的新砦期，人类群团即有大规模的地域整合，甚至开始形成广域王权国家的迹象，也许“最早的中国”可以上溯到这一阶段？但到目前为止考古材料还太单薄，不足以明确立论。如果将来我认为“最早的中国”始于新砦期或稍早，可能有些学者还会继续坚持二里头才是。

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您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