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业界对重要考古发现有个不成文的做法及相应的处理方式。发掘者及所在单位在遇有新发现时，一般要请专家去现场“会诊”论证，当然是希望得到肯定的评价。如果遂愿，这些评价会迅速地刊布出来，以扩大宣传效果。但如果这些评价基本上是否定或质疑的，那么一般也就不了了之，不再公之于媒体了。

由于专家们的这些“负面”意见没能公开，所以未被认可的发掘者的提法会一直被不了解真实情况的学界或公众所引用。“鲁西两组八座龙山城”也是这样。前些年日本学者新撰中国上古史，还在把它当作东亚大陆社会复杂化进程的一个区域考古范例加以叙述。

其真实情况，往往是从后来看过现场的专家笔下获知的。

赵辉教授在论文中曾论及这些发现：

“1995年传来消息说，鲁西地区发现了八座龙山文化的城址。这些城址分南北两组，南组三座，北组5座，各组中皆有一座面积很大的中心城，余者面积在3至6万平方米之间。由于这些城址大多系调查钻探所得，且没有正式发表资料，学术界多对此持谨慎态度。笔者曾参观过其中的南组三座，注意到它们的形状皆东北——西南方向或东西方向的长条形，并就此请教过调查者，得知北组中也有此形状者，且这些城址中的所谓台基、城墙皆为生黄粉沙土筑成。这不禁令人想起一种典型的河流地貌——沙洲。这些地点上普遍发现的古代遗存，是其被人们利用的证明，有的甚至被较大规模的改造过，例如景阳岗遗址试掘报告公布了一条探沟剖面，有清楚的城垣状遗迹。但似乎不应过高估计它们的意义”（赵辉、魏峻：《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

与赵辉教授论文撰写大体同时，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对被推定为“古国”都城的教场铺遗址进行了系统钻探和试掘。钻探确认呈椭圆形遗址的面积约16～17万平方米，“遗址周边环绕有椭圆形夯土带，推测应是城墙”。试掘探沟内“夯土带已所剩无几，因此，关于城墙的结论仍有待于进一步的工作。但在探沟底部有两层极为坚硬的堆积叠压在生土上，且被2座龙山文化晚期的灰坑打破，为我们追寻城墙的踪迹提供了线索”（贾笑冰：《聊城市茌平教场铺龙山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文物出版社，2002年）。

值得注意的是，亲身参与此类遗址调查、勘探与发掘的孙波（现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又对这类“沙洲”遗址作了深入的辨析：

“在（黄淮下游地区）这些堌堆遗址中，有一种沙基堌堆址尤为奇特。所谓沙基是指这种遗址是构建于以沙土为材料修筑而成的台基之上的。由于沙土难于巩固，必须作一番加工，有的遗址工程量可说十分浩大。

“沙基堌堆遗址的沙基其功用就是防范水患的……沙基堌堆遗址只是对鲁西易发水患的低湿环境的一种适应方式。

“从沙基堌堆遗址的调查、勘探中可知，它们是成组分布的，只有居于中心地位的大型遗址如景阳岗遗址才筑有城垣，其他中小型遗址并无城防设施”。（孙波：《黄淮下游地区沙基堌堆遗址辨析》，《考古》2003年第6期）

显然，孙波否定了教场铺遗址存在城墙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