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引陶寺“观象台”简讯（《考古》2004年第2期）大体同时，《中国文物报》也刊发了陶寺发现“观象台”的消息（何 驽 严志斌 王晓毅：《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现大型史前观象祭祀与宫殿遗迹》，《中国文物报》 2004年2月20日）。虽题目中即冠以“观象”的字样，但正文的表述则是“有可能是一座以观象授时功能为核心的、兼有祭坛功能的复合型大型建筑”。

二文有大致相同的表述：“它的发掘，使我们找到了陶寺城址的宗教中心，为了解陶寺文化的宗教体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如果上层台基观测柱确有观日出授时的功能，它将使我们得以管窥陶寺文化的天文学知识系统，证实《尚书·尧典》所谓‘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历史背景，将观象授时的考古实证上推至距今41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考古》2004年第2期）。

可见，这一结论是推测性的。

据上引简讯，由钻探知，“IIFJT1外圈半径22～25米，总面积1400平方米左右”。2003年的发掘仅“揭露了IIFJT1的东南部分，揭露面积636平方米，约占台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它不像二里头1号宫殿基址那样庞大，要做上多年，而是再有一两个季度即可全面揭露。在仅发掘了一小部分的情况下，即先行公布了材料。

简讯中言明这一发掘是“为了继续完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研究任务”，或许与“工程”需要按时出成果有关？

勿庸讳言，因类似工程项目结项要求而形成的一些规律，显然与学术研究之固有规律相背离。这也是整个学术界的一个无奈。像二里头1号宫殿基址那样由国家拨款经年发掘而不求“闻达”的情况，根本不可能见容于当今的学术管理体制。

2004年，以“观象台”为主的陶寺城址的发掘入选2003年度“六大考古新发现”。“中国考古新发现学术论坛·2003”宣传材料的表述是：“该建筑应以观天授时为主并兼有祭祀功能。这一……建筑，证实了《尧典》中观天授时的记载，并将中国古代观天授时的考古证据上推到距今4100年。观象台建筑是‘王都’必备的建筑要素”。稍后署名为本刊记者的《纪要》则谨慎地称为“可能与观天象有关的夯土台基”（《考古》2004年第7期62页）。

与论坛《纪要》同期，先期发掘的“观象台”约三分之一部分的正式简报发表于《考古》2004年第7期。

我们知道，“在田野考古及聚落研究实践中，解剖性发掘是十分必要的。无论是各类遗迹的地上设施还是地下部分，都需要从未知的角度实施解剖性清理，这样才有可能获取有关埋藏过程与堆积特点方面的信息和证据”（钱耀鹏：《解剖性发掘及其聚落考古研究意义》，《中原文物》2010年第2期）。

在一座建筑遗迹仅发掘了局部且未进行解剖性清理的情况下，其信息不全是可以显见的。因而，在IIFJT1全部清理完毕公布的正式发掘简报中，发掘者坦诚地“补充和修改了2003年发掘简报中不完善方面和错误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建筑IIFJT1基址2004～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