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期概念的若干分析

首先，我们需明确地区分遗址分期和文化分期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遗址的分期，探讨的是不同考古学文化在同一遗址内堆积的先后问题。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是指一考古学文化所经历的历史的相对年代的划分”[1]。

早在二里头遗址1959年秋季的第一次发掘中，即已发现了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遗存[2]，应属遗址第一、二期遗存；其后的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遗存应分别相当于遗址第三至六期遗存。但此后围绕二里头文化的分期，论述者对遗址分期与文化分期并未作严格区分，往往混用。上引1号宫殿基址发掘简报的提法即是一例。在正式出版的《偃师二里头》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遗址的文化堆积被分为六期。其中第一期至第四期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第五、六期则属二里冈文化[3]。已有学者指出，“所谓‘第五期’、‘第六期’既不是整个遗址的文化分期，也不是二里头文化分期中的合适序数”[4]。

后来的发掘者又提出了“二里头五期”的概念[5]，也并未言明其究竟属二里头遗址第五期还是二里头文化第五期。“二里头五期”晚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显然不是二里头遗址第五期；如其意指二里头文化第五期，则学术界一般认为这类遗存已不属于二里头文化的范畴，而应属二里冈文化[6]。因此这一概念并未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我们在论述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演变过程时，对遗址分期与文化分期作了明确的区分和对照[7]。本文所谈，是二里头遗址中二里头文化的分期。

关于原二里头文化早、中、晚期与一至四期的对应关系，有一个要澄清的问题是：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是上世纪70年代“新发现的较以前所知三期更晚的遗存”[8]这一表述并不确切。实际上，第四期遗存自发掘之初即已发现。如《报告》定为第四期的遗存中，就有不少是上世纪50～60年代发掘的（据统计，其中地层单位29个、墓葬5座、灰坑11座）[9]。上引表述源自1号宫殿基址发掘简报的提法，即“最近我们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四期的文化，……比之于二里头遗址三期（即晚期）的陶器有较大的变化，和郑州二里岗期的陶器也有显著的区别”[10]。正确的表述应是“1974年简报……首次提出二里头第四期文化概念。即将近年发掘的打破宫殿基址的灰坑、水井、墓葬等文化遗存从旧的第三期中分离出来成为第四期”[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