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中日合作“中国早期铜器的考古学研究”课题研究报告之一，日文稿已收于《中国初期青銅器文化の研究》一书（九州大学出版会，福岡，2009年2月）。

二里头遗址文化分期再检讨

——以出土铜、玉礼器的墓葬为中心

许　宏　赵海涛

二里头遗址是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邑遗址，以其为典型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则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史无前例的都邑的庞大化与大范围的文化辐射构成其最重要的特征[1]。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东亚地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玉质礼器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史上也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作为以青铜器为首的相关课题研究的基础，二里头文化的分期尤其是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的分期起着重要的标尺性作用。关于这一问题，尚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二里头遗址分期研究史的回顾

二里头文化一类遗存，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之初曾被称为“洛达庙类型文化”[2]。1959年秋季，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开始发掘二里头遗址，在随后发表的简报中将所发现的“二里冈上层”以前的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认为“早期当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但与常见的河南龙山文化还不能衔接起来，尚有缺环；中期虽仅留有若干龙山文化因素，但基本上接近商文化；晚期则是洛达庙类型商文化”。“早中晚三期文化遗物虽有不同，但一脉相承的迹象却是明显的”[3]。因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内涵较洛达庙遗址更为丰富和典型，夏鼐将其称为“二里头类型文化”，后改称“二里头文化”[4]。至1964年，夏鼐在总结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时，仍认为该遗址“早期当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5]（表1）。

表1　发掘简报、报告等分期方案比较

196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在二里头遗址1960年～1964年的田野发掘简报中，仍按地层堆积和陶器的变化，将遗址中早于“二里冈期”的遗存划分为早、中、晚三期，认为“三期之间有一定的区别，但属于一个文化类型”[12]。这篇简报首次将该遗址的早期遗存归入“二里头类型文化”。我们注意到，更早发掘的含有此类遗存的郑州洛达庙遗址，其一至三期遗存，就目前的认识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或稍晚[13]。原来以该遗址命名的“洛达庙类型文化”，本不包括二里头遗址早期遗存即后来的二里头文化第一期遗存。但上述简报的作者并未对此作明确的解释或展开论证。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又根据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基址的发掘划分出了更晚的“二里头遗址四期”遗存（笔者按：应为二里头文化四期，详后）。前此的早、中、晚三期分别改称为一、二、三期遗存[14]。至此，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四期分期方案正式提出，二里头文化四期说最终形成。目前，对二里头文化的这一界定已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总体上看，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演变脉络已基本清楚，不存在较大的争议。但因各期遗存在演变过程中存在着极强的连续性，很难作绝对确切的阶段划分。因此，具体遗存所属期别的划定，尤其是前后相继的遗存之期段归属问题，尚存歧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