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有铜、玉礼器的墓葬之分期检讨

    目前，对二里头文化出土铜器本身的分期，因材料不足、研究不够深入，尚未形成系统的断代体系。同时，青铜器在当时属耐用珍罕品，器形变化频率不如陶器快，且使用周期长。从理论上讲，一件铜器的流传，应包括铸造年代、使用年代和下葬年代，铜器的铸造年代并不能代表其最后所属遗迹的年代。因此，仅靠铜器自身的风格特征对其所在遗迹加以明确断代，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的，在研究中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本文以出土铜、玉礼器（含礼仪性装饰品）的墓葬为主要讨论对象，是基于考古学对遗存单位分期可靠性的分级。一般说来，墓葬、房址、灰坑等遗迹以及地层诸遗存，在共存遗物的共时性上存在差异，断代的确切程度也依序减低。至于遗物分期可靠性分级，则有陶容器、铜容器和其它器物在断代确切性上的差异。因此，我们以变化频率快、敏感度强的陶器为确定分期的主要依据，在对出有铜、玉礼器的墓葬的讨论中，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共出有陶容器的墓葬上。相对而言，这些墓葬可以作较确切的分期。

    已发表的二里头遗址出有铜、玉礼器的墓葬共有20余座[1]，其中共出有陶容器并发表线图者仅11座（表2）。

表2　二里头遗址可确切分期的铜、玉礼器墓

    依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陶器群所做的深入研究[13]，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划分的框架下，各期墓葬依其所出土的陶器都可具体地落实到该期的偏早或偏晚阶段，其分期依据兹不赘述。

    需要稍加分析的是62VM22和75VIKM3。

    62VM22在发掘报告中被定为二期[14]。这座墓的陶器在一些场合被拆分为两期。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博物馆洛阳分馆》展品图录，将其中的爵、鬶定为二期，觚则定为三期[15]。也有学者指出该墓出土觚、爵的“期属或可调整”[16]。显然该墓随葬陶器间存在着早晚的差别。但由考古层位学的基本原理可知，一个不可再分的遗迹所属时代是惟一的，而判断该遗迹时代的标尺则是其内出土的最晚的遗物。

    经查对原简报[17]，其中披露了M22出土的鬶、小罐（报告称高领罐）的线图（该简报未按遗存单位发表器物），这2件器物当时被定为“晚期”即后来的第三期，说明发掘者原本即认定该墓属第三期。从陶器的制器作风看，其中的觚、爵的确较其他器物偏晚，具有三期早段的特征（图1），M22的年代应依此断定。最近已有学者把这座墓划归三期早段[18]，是妥当的。二里头文化陶鬶至二期晚段已渐为盉所取代，到三期则基本不见。此墓出土陶鬶为二里头遗址中所见最晚的一例。

图1　中型墓62VM22出土器物组合

    75VIKM3在发掘报告中被定为三期[19]。该墓因出土了铜爵、铜戈、铜戚、玉戈和石磬等重要遗物而受到格外的关注（图2）。所出容器除铜爵外，仅有1件陶盉。铜爵从形制特征上看，时代稍早，可能属三期。但如前所述，作为耐用珍罕品，其铸造年代并不一定与下葬年代一致，因此不能仅据此将其所在墓葬的年代确切地判定为第三期。惟一1件陶盉可以作为进一步分析该墓年代的线索。

    该陶盉（75VIKM3：10）为细砂灰陶。其顶部外缘线近直，而不似三期同类器那样顶面上凸。整器已前倾，足部变瘦，且实足根增高。这些特征，也与三期同类器整器直立、足部较肥，无实足根或实足根较小的制器风格有异，而是四期陶盉的特征（图3）。我们倾向于把这件器物归为四期早段，相应地，KM3也应属四期早段。当然，由于缺乏陶器组合，对这件陶盉期属的分析证据还嫌单薄，有待于检验修正。

图2　中型墓75VIKM3出土器物组合

图3　三、四期陶盉形制特征比较

    上述可确切分期的铜、玉礼器墓，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讨论零星出土的或非完整组合的二里头文化铜、玉礼器年代的标尺性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