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样就涉及一个问题，即相关概念的提出，是以考古材料为前提，还是以文献或者别的要素为前提。这里也试举几例加以分析。

“中国古代‘城’的出现与形成, 实质上不是生业分工（即农业与手工业、农业与商业等的分工）的产物也不是‘城乡对立’的结果（‘城乡对立’是‘城’出现以后历史发展的特定时期的特定表现），是人类社会形态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发展的产物”（《研究》291-292页）。“（甘肃大地湾F901）这种‘大房子’还没有形成大型夯土基址‘建筑群’,‘大房子’周围也没有修筑墙垣,它不应是‘地缘政治’管理社会活动的平台,因此说这样的史前时期聚落还不是‘城’”（《研究》295页）。

依这样的推论，考古学上对“城”的辨析，就要看它究竟是否属“人类社会形态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发展的产物”、“‘地缘政治’管理社会活动的平台”。如是，能够确认属地缘关系，它就是“城”，反之则不是“城”？“不应是‘地缘政治’管理社会活动的平台”是一种推断，而推断又成了这类聚落还不是“城”的依据。显然，是否为“城”的标准，被定在了“血缘”与“地缘”之间。看来，我们先要在考古学上判定哪些聚落的族群是血缘关系，而哪些则已经是更为进步的地缘关系，才能判定它们是否为“城”。然而，这恐怕不是考古学能回答的问题吧？

    又如，“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夏王朝都城地望与时代, 结合考古调查、发掘资料, 学术界一般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应为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实际上二里头遗址并不是中国古代的第一座都城遗址,不过目前比它更早、可以确定为夏王朝的都城遗址, 田野考古还未发现或尚未取得共识）”（《研究》282页）。显然，括号中的说明性内容表明作者对都城的确定似乎不是以考古材料，而是以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为前提的。

再如，“学术界一般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遗址。不过根据最近的碳十四测年结果来看, 二里头遗址晚期可能已进入商代编年，如果这一测年结果无误的话，二里头遗址晚期也就失去了作为都城遗址的地位”（《研究》282页）。为什么如果二里头遗址晚期进入商代编年，“也就失去了作为都城遗址的地位”？

类似的表述较为多见。“‘邑’与‘都’均为‘城’, 按照《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凡是（应为‘凡邑，’——引者注）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 无曰邑。’我认为‘都’与‘邑’除上述区别之外, 二者的规模大小、社会管理机构多少也会有所不同。”“已有的史前城址考古资料说明,它们确实存在着规模的大小与规格的高低, 像文献记载的那样分成‘都’与‘邑’的两级‘城制’是可能的，‘都’与‘邑’对应‘邦’与‘国’, 这有可能是‘前王国时期’的两级社会形态”（《研究》292页）。

“‘郭以居民’, 这些‘民’是为王室统治‘服务’的人员，他们不是从事商品生产的手工业者, 也不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者。郭城的出现不是经济发展的直接产物，郭城是作为政治中心的宫城‘政治’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研究》296页）。那么，如何证明郭城内的居民“不是从事商品生产的手工业者, 也不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者”？

至于“秦雍城是唯一发现了宗庙建筑遗址和市场遗迹的诸侯国都城遗址”（《研究》284页）中所言“市场遗迹”，笔者已作过分析，指出“就现有遗迹遗物，尚无法遽断其即为市。对该建筑基础性质的推断，很大程度上是因其位于马家庄宗庙建筑遗址以北，被认为完全符合《考工记》所述营国制度中‘面朝后市’的模式”（《先秦城市》131页注4）。这一推断也没有得到考古材料的支持。

作者的上述话语系统，使人感到聚落形态的变化与社会变化同步跟进，一致统一。作者明言“从‘城’到‘都城’的发展, 应该是与从‘邦国’到‘王国’的发展相一致的, 简而言之也可以说这是与古代文明形成、国家出现历史过程相统一的”（《研究》292页）。因此，“聚落”也就只用来表述史前村落，“城”只用来表述邦国时代的中心聚落，而“都城”和“郭”（大城）绝不能出现于邦国时代，“都城”则一定要有城墙。概念上整齐划一，似乎易于把握，然而事实上，考古发现所显示的实际情况却颇为复杂。下面再举一个阐述“都城”与“城墙”关系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