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述论》一文中，作者专门论及了“关于都城要素中的城墙问题”：

“新世纪之前，学术界有一种说法，都城（或宫城）的城墙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其典型的例证是二里头遗址和安阳殷墟，一般认为它们都是都城遗址，但当时又都没有发现城墙。近年的一些都城考古发现，至少说明上述推断是不妥当的。应当说上述论断的出现，实质上是对都城城墙理论认识上的缺失。其实我们在1994年古代都城考古学术研讨会上，就明确指出，城墙是构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没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都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也充分证明了这点。近年来，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城城墙，安阳殷墟的洹河北岸发现了规模庞大的商代城址。目前已经知道的考古材料，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有宫城或大城（或称郭城），北京琉璃河有燕国西周城址；东周各国都城遗址，凡是开展了田野考古工作的，毫无例外的都发现了城墙；秦咸阳城已发现宫城，汉长安城及其以后历代都城均有城墙，现在可以说，都城（或宫城）必须有城墙，这是都城的基本条件”（《述论》53-54页）。

这里所说的“新世纪之前，学术界有一种说法”，显然指的是笔者在1996-1998年间完成，并于2000年出版的《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一书中的观点。文中未加注释，似乎不甚合乎学术规范。同时，由于作者没有引用原文，所以与笔者的本意多有歧义。

笔者关于早期都邑中城墙问题的观点是：“与东周以后的中国古代城市‘无处不城’的规制不同，在上述夏商西周三代王朝都城和方国都城中，城垣的筑建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后世严格的城郭制度在这一时期尚未最后形成。我们当然不能排除在这些都城遗址中今后发现城垣的可能性，但即便其未筑城垣也丝毫不影响其作为典型的中国青铜时代城市的地位，因为判断城市与否的决定性标志是其内涵而非外在形式。早期的城垣尚不具有多少权力（神权或王权）的象征意义，大多是出于守卫上的需要而构筑的防御性设施。而它的有无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战争的规模与性质乃至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先秦城市》82页）。

作者以笔者的观点为例加以剖析，算是高估了笔者的创新能力。实际上，类似的表述早见于前辈的著述，笔者只是加以重申和强调而已。例如夏鼐早已指出，“古代的城市常有城墙，但是城市不一定非有城墙不可”[1]。俞伟超也指出，“有无防御性的围墙，并非城市的根本标志。”“拿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说，在城市出现后的一段并不很短的时期内，这种居民点的外围有无城墙是不一定的，甚至可能存在城市和村落交错出现围墙的现象。所以判断一个遗址是否为城市，关键要看这个遗址的内涵是不是达到了进行城市活动的条件”[2]。

“统观中国早期城市的考古学资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具有权力中心功能的中国早期城市，其外围城垣的有无在东周时期以前尚未形成定制，除二里头外，晚商都城安阳殷墟、西周都城沣镐遗址都没有发现城墙。但作为统治中枢、王室禁地的宫殿区却不应是开放的，一般都带有防御设施，形成封闭的空间。在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中，我们也相信其宫殿区外围应该有防御设施。正是在这样的信念和工作思路下，通过对已掌握的遗迹线索的综合分析和勘查发掘，我们最终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3]。

宫城（设防的宫殿区）仅是都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非全部，是很容易理解的。宫城以内则是宫室建筑，有些建筑拥有独立的庭院。因此，都城、宫城、宫室院落，以及都城城墙、宫城城墙和宫室建筑的院墙是层次不同的概念。但在作者的笔下，前两者甚至这三者却都被混用。例如，在二里头遗址宫城发现之前，作者论述道：“最早的都城实际上属于宫城，因此宫城城门成为最早的都城城门。偃师二里头遗址是目前所知的夏代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实际上是两座宫城遗址”，“根据战国秦汉以来都城城门多为‘一门三道’来看，二里头遗址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的南门‘一门三道’形制说明，这不是一座普通的‘院子’，而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宫城”[4]。大的宫室建筑院落就是宫城，最早的都城也就是宫城，因此早期宫室建筑的围墙和大门也就相当于后世的都城城墙和城门了。

这样一来，都城也就都有城墙了。二里头宫城发现之前，其宫室建筑的院墙也就是宫城城墙，“夏代都城还是仅有‘城’，城外之‘郭’还未发现”[5]，夏代都城已算是有城墙了，“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城城墙”，就更是发现了都城的城墙；“安阳殷墟的洹河北岸发现了规模庞大的商代城址”，尽管它只是殷墟遗址群的局部，尽管其仅存在于殷墟都城的早期阶段[6]，但安阳殷墟也终于算是有城墙了。“没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的论断也就更可以成立了。因此，关于三代都邑城垣或有或无的“上述推断是不妥当的”。而“上述论断的出现，实质上是对都城城墙理论认识上的缺失”。都城城墙这一单纯的考古学现象背后，还有一套相应的“理论”，而我们居然真的不知道这套理论的具体内涵，看来，说是“认识上的缺失”也是不为过的。

笔者在行文中明确指出“与东周以后的中国古代城市‘无处不城’的规制不同，在上述夏商西周三代王朝都城和方国都城中，城垣的筑建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后世严格的城郭制度在这一时期尚未最后形成”。但作者不引用原文，而不加限定地引述说“都城（或宫城）的城墙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于是列举了一系列都邑都有城墙的例证：“目前已经知道的考古材料，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有宫城或大城（或称郭城），北京琉璃河有燕国西周城址；东周各国都城遗址，凡是开展了田野考古工作的，毫无例外的都发现了城墙；秦咸阳城已发现宫城，汉长安城及其以后历代都城均有城墙”。二里头与洹北商城的情况已如上述，作者对西周时期丰镐遗址等都邑多未发现城墙的现象只字不提，至于东周以后的情况，则显然属于无的放矢了。

作者最后的总结是，“现在可以说，都城（或宫城）必须有城墙，这是都城的基本条件”。以宫城甚至其内的宫室建筑的围墙为都城城墙，以一个都邑内存在于局部空间和局部时间的城墙为整个都城的城墙，作者的逻辑圆满了，而考古材料呢？这样的概念和模式上的整齐划一，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史实的复杂性，是值得深入推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