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都城考古学研究上颇多建树的刘庆柱先生，近年在多篇论文中总括都城考古学的研究进展，并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提出自己的系统观点[1]。和刘先生自己的评价相同，我们也认为其相关研究成果，是“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向更加纵深发展”的结晶[2]。但其中有些问题，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这里仅对相关概念作一粗浅的分析。

首先，作者行文中的“都城”似乎不同于学界一般的理解。“古代都城是以国家（王国、帝国）或王朝的形成、存在为前提的, 国家的形成是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前王国’时代的‘邦国’管理社会的活动平台,可能就是近年考古发现的某些重要的史前时期的‘城’,但它们不作为本文的‘都城’。本文‘都城’为王国、帝国时代的王朝都城”（《研究》282页）。都城乃国家之首都，只要国家存在，就有作为权力中心的都城存在。从行文中看，作者并不认为王国是中国国家的最初形态，而认为在“前王国”时代还存在着“邦国”。但同时又把都城仅限定于王国和帝国阶段的王朝都城。如是，则前王国时代就是有国家（邦国）而无都城的时代。这可能不是作者的本意。但“不作为本文的‘都城’”，究竟是不认为它们是都城，还是说邦国时代有都城但又不能称为“都城”？我们在另外的文章中找到了答案：“如前所述，最早的都城就是‘城’。就‘城’的本意而言，它是国家的象征”（《述论》53页）。由是，我们知道作者是肯定邦国时代有都城的，但又认为不能将其称为“都城”。于是以单字的“城”代之，以示与王国、帝国时代“都城”的区别。

作者又进一步阐述道，“‘都城’是从‘城’发展而来的，‘城’又是从史前聚落发展而来的”（《研究》290页）“‘城’可能是负责管理这种‘聚落联合’的社会平台, 它不属于某一聚落，它是高于聚落的一种社会形态。从本质上说, 它是对传统的、以血缘系统为基础的聚落社会形态之否定”（《研究》291页）。如上所述，在学界的话语系统中，聚落（Settlement）约定俗成的定义是“人聚居的地方”，它包含城市和村落两种大的居住形态。但在作者的行文中，它仅被用于表述狭义的（史前）村落。作者没有交代包括城市在内的广义的“聚落”（Settlement）概念应如何表述。而且，从行文中，我们感觉作者所谓的“城”，大体相当于学界普遍使用的“中心聚落”，但作者弃而不用，而称之为“××平台”。这又是与学界一般的理解不同的用法。

在列举史前时期城址的发现时，作者说：“现在已经发现的史前时代的‘城’约有五十多座,其中开展考古工作较多的重要城址如大溪文化的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仰韶文化晚期的郑州西山城址、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山东滕州西康留城址……江苏连云港藤花落城址、四川成都平原的一批史前城址等”（《研究》291页）。从前文的表述中可知，作者一直强调“城”是社会平台，“是高于聚落的一种社会形态”，显然是从社会属性的角度来界定“城”的。但从这段话中，又让人感觉所谓的“城”就是指的聚落形态意义上的城址（walled site，有防御设施的聚落遗址）[3]。如是，“城”的上限就应与定居性聚落的出现相一致，而不能是“对传统的、以血缘系统为基础的聚落社会形态之否定”。譬如，有城垣的城头山等城址与是否属“以血缘系统为基础的聚落社会”之间似乎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4]。

但作者接着又说：“史前时期城址的性质, 是研究‘城’的重要内容。确定史前时代的‘城址’是否属于‘城’, 关键在于它们是否具备了该历史阶段‘城’的基本性质”（《研究》291页）。读到这里，我们才知道作者所说的史前时代的城址还并不全都是“城”。

    接下来，作者提出了“城”确立的两个条件。“我认为史前城址基本性质有二：其一，‘城’必须有‘城墙’或‘墙’围绕。那么是否有‘城墙’或‘墙’围绕的建筑遗址群就是‘城’？我认为是不能这样推断的。其二,‘城’中的建筑内涵,主要应为宫庙性质的大型夯土基址。‘城’作为从史前聚落发展出来的新的社会形态物化载体, 作为社会的多‘聚落’管理中心、利益协调中心, 它是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政治产物”（《研究》291页）。

这应当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所做的分析，因此确认其是否属中心聚落要看遗址的内涵而非外在形式，但作者又从聚落形态的角度强调，只要是中心聚落就“必须”有城墙。那么，实际上不存在符合第二条而不符合第一条的，也即没有城墙的中心聚落或邦国都邑吗？考古发现中当然不乏其例，那么它们也称为“城”吗？从前文看，有城墙的郑州西山是“城”，但学界公认那一区域的中心聚落应当是面积大、内涵复杂但却没发现城墙的大河村[5]，大河村也是“城”吗？

另外，作者一直强调史前城址并不都是“城”，但在完全是谈“城”的基本性质的上文中，又表述为“史前城址基本性质有二”。与其相近的表述还有：“史前城址的‘单城制’即上述所说的‘单体一重式’城址与新石器时代晚期‘方国’、‘邦国’是相伴而生的历史产物, 这种‘城’实质上是最早的‘宫城’,或者可以说‘城’是作为‘宫城’首先出现的”（《研究》296页）。在这样的表述中，史前城址与社会进化色彩浓厚的“城”又没有什么差别，几乎是代名词了。

说到“这种‘城’实质上是最早的‘宫城’”，也即肯定了它们作为都城的性质。但史前城址的情况颇为复杂，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城圈仅圈围起聚落的一部分，其中分布的又主要是高等级的遗存，这类城址可能具有宫城的性质；有的则面积较大，圈围起所有的居民，给人以“全民防御”的感觉。如果说像平粮台那样仅数万平方米的城址具有宫城的性质尚可，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城址应该也是“城”吧？能说陶寺城是宫城吗？按作者在相关论文中的表述方式，这类包容所有居民在内的防御设施，应称为“郭”。但依作者的逻辑，“郭”又只能是王国时代才会有的事物，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存在于邦国时代的。

“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邦国’的形成, 作为其政治中心的‘城’,亦随之出现”（《研究》292页）。作者在以上的行文中所谓“城”，都是指的社会发展层面的邦国的政治中心。但通观全文，“城”的用法还不尽相同。

例如，“随着王国的出现，都城也就产生了。古代都城是王国、帝国的政治中心, 王国与帝国时代的城一般是相应区域的政治中心。通过对都城及其同时代的其它城的考古学研究, 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当时的国家政治架构、社会形态”《研究》（292页）。由是我们知道，“城”还是王国与帝国时代的区域政治中心，但这里的“城”未加引号，也许意义不同。再往下看，“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使我们注意到, 不但王国时代的都城与‘邦国’时代的‘城’有着明显的不同, 作为不同区域政治中心的‘城’的分级多少, 二者也不一样”（《研究》293页）。看来，是否加引号并没有意义的不同。

而在行文中的其他地方，“城”又表达着另外的含义。“……王国都城、诸侯国都城与卿大夫城邑就是这种三级社会形态的反映。‘城’作为管辖区域的大小不同、人口多少不同、地理环境不同等,而形成以‘城’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军事作用、政治地位的不同,这也就决定了‘城’的规模不同、等级不一”（《研究》293页）。“‘万邦’的发展，走向‘王国’，王国政治中心的城，也就是国家的都城”；“如前所述，最早的都城就是‘城’”（《述论》53页）。在这里，“城”又包括各类都城和“城邑”，是一个大的概念了。

有时，“城”又指的是王国时代都城中的宫城。“（进入王国时代）仅仅用于‘卫君’的‘城’已不适应都城的要求,于是在‘城’之外又修建了‘郭’”（《研究》296页）。

即便在关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讨论中，“城”也经常性地出现：“多元政治的出现，促使多元政治权力中心的形成，这又必然导致多元政治中心活动平台——‘城’的相应大量出现”（《述论》22页）。可见，“城”是作者的研究论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和最重要的概念。在许多场合，“城”取代了聚落形态意义上的“城址”，以及社会发展层面上的“城市”的概念。有时作者又偶尔会用到上述约定俗成的词汇。如“作为基本属于‘宫城’性质与职能的‘单城制’的史前城址（即‘早期城市’），……”（《研究》296页）。不过在这里，史前城址又等同于“早期城市”了。

“都城”和“都邑”，在学界的话语系统中一般是通用的，英文都译作capital，而且判断一个聚落是否为都城或都邑，要看该聚落的内涵而非外在形式。作者也没有专门指出“都城”和“都邑”的差别，但在行文中却有这样的表述：

“已发现的安阳殷墟洹北商城面积约4平方公里, 这是目前所知规模最大的商代都城”（《研究》300页）。仅有4平方公里的洹北商城被认为是“规模最大的商代都城”，我们只能理解作者是认为有城墙的都邑才能称为“都城”（Capital），因此36平方公里的殷墟不算是“商代都城”。那么，总面积达25平方公里、外城面积达13平方公里的郑州商城又为什么被排除在“商代都城”之外呢？

但从另外的行文看，外围没有发现城墙的都邑似乎也被称为“都城”，又没有上述的差别了：“夏商时代的都城遗址，有的已被考古发现所基本上证实，如夏代中晚期的都城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安阳殷墟遗址等”（《述论》1-2页）。

“周原遗址是周人的发祥地, 这里有大量西周时代重要宫室建筑，但是周原遗址不是‘真正’的都城遗址, 因为‘周原’在西周一代从未做过西周王朝的都城, 它只是西周王室先人的‘故地’”（《研究》284页）。“作为西周时代重要都邑的‘周原遗址’，位于其中心区的云塘和齐镇建筑群遗址的考古发掘至关重要”（《研究》303页）。从这里我们又知道周原遗址不是“都城”，但它是“都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