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灿在论及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史时曾提出，“要讲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史，不应忘记在公认的正式的考古发掘之前，有一个为时不短的田野调查阶段，其间也包括少数小规模的发掘。这一阶段，可称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前史”[1]。检视中国城市考古的早期研究历程，我们认为也存在着这样一个“前史”阶段。

“中国古代城市考古可追溯至本世纪初外国人在边疆各地的工作”[2]。“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外国人以探险、旅行或考古调查等名义来到中国，他们的活动涉及了不少中国古代都城遗址或古代周边地方政权所在地城址……（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寻宝’，而都城遗址或古代地方政权所在地城址，往往是‘寻宝’者的首选对象”[3]。这大体上代表了中国学界对于这一阶段以外国学者为主的田野考古活动的认识。但详细情况还没有得到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寻宝”并不能涵盖这些田野考察活动的全部，这些活动中也包含着初起的聚落（城市）考古理念的萌芽。这里，我们试以时间为序简要地罗列一下这些考古或准考古活动。从前文中述及的城市考古的视角出发，我们舍弃了仅在游记类文献中对残存的城市遗迹进行文字描述的考察活动，而以对遗迹的实地测绘和精确记录（注重遗迹及其空间关系）为基准来择取这些活动。对某些城市遗址的最早发现、对某些城市地望的最早确认，甚至在某些城市遗址进行过以获取遗物为目的的发掘，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史的意义，但还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考古活动。

1893年，俄国旅行家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考察元上都。在随后出版的日记体的《蒙古及蒙古人》一书[4]中，有对元上都遗址考察的详细记述，对宫城城墙进行了丈量。书中还附有照片。

1898年，俄国学者德米特里·克莱门斯（又译作D. A. 克列缅茨）被圣彼得堡科学院派往吐鲁番进行古代城址的考察。这是西方派往新疆地区的第一支以考古为目的的远征队。 “他探索了围绕着吐鲁番的一系列遗址，其中有喀喇和卓、阿斯塔那和雅尔和图，拍摄了许多照片，画了许多建筑物的平面图，抄写了一些碑文和获得了若干手卷以及文物的样品”[5]。

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5年，英属印度政府派遣A·斯坦因率领的考察队先后进入我国西北地区，发现了许多古代城市遗址，在新疆丹丹乌里克、尼雅、楼兰、米兰等遗址，唐北庭都护府城址、高昌城址，以及内蒙古西夏至元的黑城遗址等进行了小规模发掘。

三次考察活动的成果集中收录于《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6]（1907年出版）、《西域——中亚及中国西部地区探察之详尽报告》（1921年出版，中文版更名为《西域考古图记》[7]）和《亚洲腹地----中亚、甘肃及东伊朗探察之详尽报告》（1928年出版，中文版更名为《亚洲腹地考古图记》[8]）这三部大型考古报告和综合性学术专著中。三部书中文版的字数达600余万字，其中对古代城市遗迹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收录了大量的珍贵的照片以及当时实测的居住遗址、城址、房址、寺院、佛殿、佛塔、烽燧、石窟、古堡、驿站等遗迹的平面图，遗迹所处微环境的区域平面图和各地区的详细平面图。

孟凡人在评述自1898～1899年到1915年间新疆考古学的肇始阶段时指出，“列强的学者们根据这些劫掠的资料刊布的考古报告、图录和专著，从资料上看，凡其刊布的文物我国现在已绝无仅有；从研究上看，其垄断研究的成果较全面且水平较高（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研究水平）。因此，这些报告和图录就成为我们现在研究新疆汉至唐代考古学的主体基础资料之一，他们论著中的主要研究成果则又是新疆汉唐考古学发祥期的奠基之作。这是新疆考古学早期最重要的发展阶段。”“列强诸国从19世纪末开始的新疆考古探察，不仅拉开了新疆考古学的序幕，而且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开篇之作。但是应该指出，这乃是一段令国人屈辱而心碎的历史”[9]。这样的评价是合乎实际情况而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