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基本上道出了早期王朝立國的政治理念。爵與鉞，禮容器與禮兵器的代表，恰可從一個側面加深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由陶爵與玉石鉞，到青銅爵與玉石鉞，再到青銅爵與青銅鉞的興替過程，又可窺知隨著青銅時代的到來，玉石器社會角色的遞嬗變遷情況。青銅禮兵器滲入並局部替代既有的玉禮器器種，形成“金玉共振”的局面。

二里頭國家的玉石禮器群，本來就對東亞大陸史前期各族群既有的用玉傳統有所揚棄，確立了大型片狀有刃器為主體的禮玉制度。二里岡時代及其後，更進一步趨向軍事化和實用化。與大而薄的璋、刀等器種逐漸淡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集實用征伐與儀仗象徵意義與一身的鉞、戈等兵器受到追捧。

爵、鉞持續興盛於三代逾千年，甚至成為後世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重要符號，個中原因，頗具深意。

（2009年8月2日，在香港中文大學“海峽兩岸傳統文化與玉器研究”研討會上的發言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