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罕见统一安排死者的公共墓地。遗址的发掘中出土有单独的墓葬或由若干成排墓葬组成的小型墓群。这些墓葬遍布遗址各处，见于宫室建筑的院内、一般居址近旁、房基和路面以下。这表明那时的人们对死者并不“敬而远之”，并不把生与死严格地对立开来。这些墓葬分布点似乎也都没有被作为墓地长期使用，墓葬和房屋建筑往往相互叠压。人类学家主张，一个为死者专有的、界限明确的规划区域，表明这是一个具有直系血亲体系的社会共同体。值得注意的是，在早于二里头时代的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安阳晚商都城殷墟都发现了明确的宗族墓地。二里头遗址的埋葬形态与中国古代长期延续的这一丧葬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二里头遗址罕见有组织的、经正式规划的埋葬区域，可能暗寓着这里的居民彼此间缺乏直接的血缘关系。

二里头的这种松散的埋葬状况，似乎与这一中心都邑的人口构成相关联。如果考虑到二里头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跨越自然地理单元，涵盖不同农业区的强势“核心文化”，而二里头都邑是最早集聚了周边人口的中心城市，也就不难理解这些早期移民是来自于众多不同的小型血缘集团，而在它们的上面并没有连系所有都邑社会成员的血亲纽带。缺乏稳定的墓地和同一空间内墓葬与房屋的不断更迭，暗示着人口的频繁移动。二里头都邑的人口应当是由众多小规模的、彼此不相关连的血亲族群所组成，同时它们又集聚并且受控于一个城市集合体。从某种意义上讲，二里头是中国最早的大规模移民城市。

都邑人口构成的复杂化，是社会复杂化和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是文明带来的新生事物。然而，这些二里头的人类群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从事农业生产或特殊的手工业专门化生产尚不清楚。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将能提供更多的、有助于解答这些问题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