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差异就表现在职业化程度的高低上。比如，他们一般来讲相互之间的阅读量都很大。如果出版了一本比较重要的书，那么过两年你无论见到哪位学者，跟他提起这本书，他都马上能发表出意见来，说明他好好读过了。而在咱们这边，情况完全反了过来，如果哪本书我没看过，那不是我的耻辱，而是作者的耻辱。再比如，我们到他们那边去讲演，主要的预期听众是那些教授，哪怕开几十英里汽车，他们也会专程跑来获得最新的情报，由此讲演后的自由讨论，就显得非常有实质内容，用不着你去表扬“这是个好问题”。而反过来，他们到我们这边讲演，主要的预期听众却是学生，甚至北大的讲演实在太多，使得我们一旦组织讲演，最发愁的就是没有多少学生来听，至于教授们，基本上就跟讲演无关了，好像他们不再需要新的知识，只需要完成承担的课题。

由此，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表面看来，至少在中国研究方面，还是国内的学者为数众多，但实际上，真正够格的学者，你很容易掐指数过来。如今，我们的运动员敢于跟人家一较高下了，但学术界到底有多少项目可以跟人家一较高下？唯一能拿出手的，不过是最需要母语的，比如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照现在这个样子，也许有一天，我们的研究拿到国际上，跟美国的中国研究相比，也就是主菜旁边的一道配菜，没法跟人家真正对话。这非常危险！如果全世界的人，包括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的认识都是以美国人的意识为中心的，那问题就大了去了！

——刘东：《理论之上的心智》，《三十年三十人之激扬文字（思想社会卷）》，中信出版社，2008年